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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光宇:儒教重建——走儒教發展的民間道路

        ——由韓星教授《儒教的現代傳承與復興》引起的思考

        儒教重建:走儒教發展的民間道路

         一由韓星教授《儒教的現代傳承與復興》引起的思考

        安徽大學 解光宇教授

        儒教問題是當今學界具有爭議的重大問題,也是當今社會的一個重要熱 點。目前儒教重建問題已經提到了議事日程,但具體怎么重建,學界和社會仍然 不能達致一致,出現了多元化的探索。韓星教授對此問題有長期的研究和關注, 他的新著《儒教的現代傳承與復興》即是對近代以來孔教在大陸和海外發展的 全面展示,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同時也對儒教的現代重建提出了自己的獨立 見解,觀點平實中道,值得關注。


        一、當今儒教重建的不同路線

        當今儒教重建代表人物蔣慶、康曉光提出了“上行路線”和“下行路線”之 說。蔣慶在《關于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一文中說:“在今天,儒教崩潰,要重建 儒教,首先必須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線’,因為'上行路線'是儒教形成的正途。

          具體來說,就是'儒化'當代中國的政治秩序,此'儒化'是董仲舒'復古更化'之 現代形態,此處之'復古'即是在當今中國恢復中國古圣王之教’更化'就是用 古圣王之教即儒教轉化當今中國的政治秩序。在這里’儒化'當代中國的政治 秩序有兩個要點:一、通過當代儒者的學術活動與政治實踐,將'堯舜孔孟之道' 作為國家的立國之本即國家的憲法原則寫進憲法,上升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也 就是說,恢復儒教古代'王官學'的地位,把儒教的義理價值尊奉為中國占主導 地位的統治思想,建立中國式的'儒教憲政制度’,即建立具有現代憲政功能的 '太學監國制'與'議會三院制’,以儒教的宗教義理與文化傳統規范約束中國國 家權力的運作和行使,以解決中國政治權力百年來在超驗價值與歷史文化上的 '合法性缺位'問題,為中國的國家政權奠定完整周全的合法性基礎。二、建立 新的科舉制度與經典教育制度:即國家成立各級政治考試中心,有志從政者必須 通過《四書》、《五經》的考試才能獲得做官資格,就如同做法官要通過國家司法 考試一樣;另外,用儒教的經典取代各級黨校、行政學院過時的意識形態經典,把 儒教經典作為各級黨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與歷史文化教養教育的主要內容。”

        “所謂'下行路線’,就是在民間社會中建立宗教性的儒教社團法人,成立類 似于中國的基督教會或佛教協會的'中國儒教會’,以'儒教會'的組織化形式來 從事儒教重建與復興中華文明的偉大事業。’中國儒教會'同中國的其它宗教 教會和宗教協會一樣,是在現代法治框架下按照法律建立的高度組織化、制度 化、社會化的宗教社團組織’中國儒教會'既是承擔儒教重建任務的宗教組織 形式,又是作為組織化宗教的民間儒教本身。’中國儒教會'雖然是一民間的宗 教社團法人,但與其它的宗教組織的關系并不是平面的平等關系’中國儒教 會'因為儒教是中國歷史中長期形成的中華文明的主體,所以擁有其它宗教組 織沒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組織方面的特權。由于儒教過去是中國的國教,將來 也必須重新復位再次成為中國的國教,所以'中國儒教會'在中國諸宗教中的地 位相類于英國圣公會在英國諸宗教中的地位。’中國儒教會'不僅有參與政治 的特權,有獲得國家土地、實物饋贈與財政撥款的特權,還有設計國家基本政治 制度與基礎教育制度的特權,有設計國家重大禮儀的特權,有代表國家舉行重大 祭奠儀式的特權,以及有其它種種特權'中國儒教會'既不像一般宗教團體完 全脫離政治是一純民間社團組織,又不像沙皇時代的東正教完全與政治合一成 為政治的附庸,而是一存在于民間又擁有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特權的并在國 家宗教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宗教社團。”⑴

        康曉光更有一整套建立“儒教國”的設想,他認為“建立儒教國的過程就是 '儒化'”。“儒化的原則和策略是什么?儒化的原則是'和平演變’。儒化的策 略是'雙管齊下’,在上層,儒化共產黨,在基層,儒化社會。”⑵

        此外,陳明提出“儒教公民宗教說”,反對儒教國教說,主張政教分離和宗教 平等,認為應尊重公民個人選擇,使儒教在私人領域發揮作用,把儒教建設成與 其他宗教和平共處、平等競爭的一員,并借助儒學作為中國人文化基因的天然優勢向公共領域逐步拓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儒教研究室趙法生近兩年來在農村進 行鄉村儒學的實踐,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他也越來越認識到儒學是鄉土信仰重 建的一粒種子,最后可能要實現私塾學堂、家族祠堂與民間信仰教堂三堂合一的 鄉土信仰系統重構,促進傳統鄉土信仰的現代轉化。⑶

        二、儒教重建:走儒教發展的民間道路

        韓星教授《儒教的現代傳承與復興》對近代以來中國大陸發生的孔教活動 及其思想理論,以及波及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作了全面梳理,在思想史 的基礎上,對儒教相關理論問題形成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第一,道與教、儒學與儒教的關系

        韓星教授不僅僅從宗教的角度考慮問題,他通過深入解讀儒家經典《中庸》 的“修道謂之教”,認為歷代對“修道之謂教”雖然有不盡相同的理解,但大致都 是說所謂“修道”指的是修學圣人之道,而圣人之道是以人倫為主體的人道; “教”是說這是一種教化過程:對他人而言是教化、教育,對自己而言是自修、自 證3《中庸》將人們的這種對圣人之道的修學稱為“教”,可見此時的“教”是同 人們的道德實踐活動一致的。這個“教”不是宗教的教,但也有宗教的蘊涵和必 要的宗教形式。儒家講修道之教,不是佛道離世孤修的心靈生命修煉,而是儒者 在自我修養的基礎上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正己正人的內圣外王之道在“教 統”上的體現。儒教以道為教,最終落實的還是尊天重地前提下的人文主義精 神。因此,儒教不是講鬼神迷信的宗教,而主要是以人文理性為核心,以圣賢人 格為楷模,以道德精神為依歸的信仰體系,主要包括學校教育、社會教化,以及必 要的宗教性禮儀形式。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往往是通過相互聯系的內在超 越和外在超越體現出來的:一方面是指儒家在內在心性修養中有“內在超越”的 宗教體驗,如《孟子》《中庸》的“誠',《大學》中的定、靜、安、慮、得,都涉及儒家 的宗教性體驗與道德實踐;另一方面,是外在的三祭之禮。三祭之禮是宗教性禮 儀形式,所以也能使人們產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合其吉兇'(《周易•文言傳》)“外在超越”的宗教性體驗。

        對于儒學與儒教的關系,韓星教授是在對中國文化基本結構宏觀重構的基 礎上來理解的,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一脈相承的系統和結構,即以道統為核 心,形成了一個圓錐結構。道統作為價值系統與政統、學統、教統、文統、法統等 應用系統是體用本末的關系,道統與政統、學統、教統、文統、法統分屬不同層面, 道統可以統攝政統、學統、教統、文統、法統。就其生成次序來說是一道開五門, 由道開出政、學、教、文、法,下貫而又上通,并最終形成一個立體的動態的網絡系 統;就其現實構成說,道統落實的基本途徑就是政統、學統、教統、文統、法統,以 相輔相成、相維相濟的方式發揮作用。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政統、學統、教 統、文統、法統時而斷,斷了可以再續起來,惟獨道統不能斷。道統一斷,缺乏一 而貫之的核心價值體系,其他各統就會偏離正道,走向異化。所以,屬于學統、教統的儒學與儒教關系就是并行不悖,相輔相成,互相支持,相互促進的關系。儒 學是儒教的學術基礎,儒教是弘揚儒學的重要形式之一。他還提出儒學、儒教怎 么與現代社會結合?最主要的是與現代經濟結合,也就是儒學、儒教與儒商的結 合或聯合。儒學、儒教、儒商,是現代社會傳承儒家思想、復興傳統文化三位一體 的三個根本方面:儒學是學術核心,儒教是組織形式,儒商是經濟基礎。儒學為 國民提供清醒的理性思想,儒教為國民提供神圣的精神信仰,儒商為國民提供堅 實的經濟基礎。

        第二,儒教復興的民間道路

        韓星教授認為,儒教復興只是儒學現代轉化過程中的宗教一脈,并不是中國 文化復興的基本方向,也不是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主導方向。中國文化發展的 基本方向不能走宗教的道路,他的基本思路是:以儒家傳統作為基礎性的資源, 以儒為主,兼容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構建未來中華民族的文化體系。這里 的“諸教”是指目前在中國流行的傳統的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和近代傳入的天 主教、基督教等。歷史上儒家對道教、佛教經過宋明新儒家的整合,已經完成了 以“儒”為主的三教合流,形成了宋明理學這一儒學的新形態。但是,明末清初 天主教的傳入,開始了儒家與天主教、基督教的沖突、交流、融合的歷程,今天仍 然在進行當中。盡管在中國大陸,儒學發展的主流不可能走宗教化的道路,但并 不否認在以儒學為主的多元文化融會過程中,在一定時間、一定地域有民間儒教 的發展道路。這就是說,如果要建立儒教,也可能是民間儒教,即由儒家學者和 民眾共同建立非官方非政治化的儒教組織,當然也并非與政治無任何關系,而是 以文化的方式實現政治的目標,即儒家寓治于教,以教化政、教以導政、政依教立 的傳統。儒教發展的民間道路起碼應該有兩種功能:一是社會教化的作用,以教 育的方式面對普通民眾;二是宗教的方式,以宗教的形式弘揚儒學和傳統文化。 實際上二者應該結合起來。他特別強調的是“民間”立場:一是作為宗教形式的 儒教實體,必須是民間力量的支持下組織起來的,有廣泛民眾基礎;二是符合社 會上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需要,是社會化的,屬于公共領域的文化現象;三是非 政治化的,以免由于政治的急功近利而失去其長遠的文化價值。

        關于目前可以展開的民間性儒教的活動,他以為最基本有三個方面:

        其一,宗教層面:農村宗族、家庭的祭祀,民族圣賢英烈以及地方先賢的祭 祀,書院先師祭拜等活動正在不斷復興。這些活動開始重新發揮傳統上的認祖 歸宗、培育孝道、民德歸厚等教化功能。而城鎮的狀況令人憂慮,完全是“失教” 狀態,給影視、網絡、地下宗教、家庭教會乃至黃、賭、毒留下了充分的空間,所以 要盡快建設城鎮書院、文廟、先賢祠等信仰場所,滿足越來越擴大的城市人口信 仰需求。其二,教育層面:針對現代教育危機,試以儒家教育思想為指導制定新 的教育方案,從幼兒讀經到經學講解到儒學研究為主體內容的系列教育,先是作 為現行教育的補充或并行,時機成熟了再替代現有教育體制。在補充階段,可能 主要是體制外的恢復;到替代階段,則就是體制內的重建。其三,教化層面:在各地農村和城鎮社區、企業,建立孔子講堂、道德講堂,對不同社會職業、社會階層 進行廣泛的切合實際的儒家文化教育,目的是化民成俗,救正人心,和諧社會。

            第三,儒教復興要堅守儒家人文理性的基本精神

            人文理性精神是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以人文理 性為主,以神道設教為輔的特點。在中國文化中,神和宗教始終是圍繞人世問題 活動的,是被當作為人事服務的工具對待的。中國古代大多數哲學家對宗教都 缺少熱情,不會迷狂,他們所關心的乃是社會、人生的現實問題,從而形成了傳統 文化重人事、輕鬼神的特色。從西周“敬德保民”的思想觀念產生之后,以及西 周后期疑“天”思潮的興起,人們就不再像以前那樣,消極被動地祈求上天的恩 賜,而是把著眼點放在人事和社會上。神的地位逐漸下降,人的地位慢慢上升。 春秋時期的思想家對傳統神人關系進行了新的人文思考和理性構建,最終導致 了神人關系的重大突破,完成了春秋時期價值觀的根本轉向,奠定了中國文化的 人文主義傳統。盡管后來在中國文化中,宗教觀念和活動并沒有徹底消亡,但卻 一直未能充分發育一元獨大的宗教。即使外來宗教傳入,也往往會變形、走樣, 被中國化、人文化,否則它就難以在中國立足、生存和發展。所以,外來宗教被中 國文化以及人文精神的涵化,也就失去了在產生地的某些宗教成分,而成為中國 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傊?,宗教觀念和對神的信仰始終在中國文化中處 于次要的地位。

        韓星教授對海外孔教與儒學、儒教發展道路進行了反思,指出以孔教學院為 代表的海外孔教,曾經在殖民地的文化以及其他多元文化的氛圍中以宗教為形 式,以儒家人道為本質,弘揚和護衛中華文化,成為海外赤子心靈的寄托,感情的 歸宿,同時也是維系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海外孔教在思想理念上是以儒學的 創立者孔子為教主,實際上是以孔子的偉大人格和思想為依歸,本質上是人文道 德的,是以宗教的形式傳承和發揮孔子儒學的基本精神,保存和弘揚中華文化, 與儒學有更直接的承續關系。他們把儒學變成一種“宗教”,在很大意義上是在 宗教的活動方式上,在宗教的組織形式上來宗教化,而不是把孔子的學說變成神 學,進行頂禮膜拜,搞成迷信——這一點很重要,這說明孔教運動是傳統儒學的 民間化、現代化,在思想上仍然保持了傳統儒學人文主義的基本品質。因此,對 于當下建設中國自己的思想文化體系,特別是重建儒教的呼聲越來越高,韓星教 授的態度是積極的,又是謹慎的。他在不同地方反復強調儒教復興要保持儒家 人文理性的核心精神,避免宗教狂熱和排他性,造成宗教和文化沖突。

        聲明:作者 解光宇  來源:《學術界》  轉載此文是出于弘揚君子文化信息之目的。若有來源標注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郵箱地址:1412018988@qq.com@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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