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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倩:現代新儒學對君子理想人格的重構

        現代新儒學對君子理想人格的重構

        張倩 副教授  華南理工大學哲學研究所


              理想人格的建構可以表現一個學說的精髓所在,并展示學說理論對現實生活的關照。在中國思 想史上,諸家思想在討論理想人格建構時把目光 放在了“人道”的層面,卻沒有完全脫離“天道”的 背景,儒學亦是如此??鬃右?ldquo;君子有三畏:畏天 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論語•季氏》)的判斷, 在知與畏之間,撐開了一個必然性原則與人之主 體能力的空間。“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的樞紐, 可以從地位高貴、品德高尚以及德位皆有幾個角 度理解,兼涉才能、意志、知識、行為等各方面。與 “圣人”相較,“君子”更接近人的日常生活,是“現 實的理想人格叩。正因為如此,“君子”人格對士人 的影響也更加具體,在中國思想史上呈現出較強 的連續性。在士人生活中確立的“君子”理想人格, 作為一種價值理念,構成了中國“實質性傳 統”①的重要內容。但是,隨著傳統的知識階層—— 士人群體沒落,具備現代知識的人成了代替“士” 的群體?,F代新儒學面向現代社會生活,回應如何 溝通科學與哲學、智性與德性的問題,援引西方哲 學,重新解釋中國心性之學,成為重構理想人格的 基礎?,F代新儒家學者多以“知識分子”來對接 “士”②、讀書人,發揮“士志于道”的文化傳統,并強 調日常生活中的職業道德建設,使得以身載道的 君子傳統在現代社會獲得新的生長點,這是從傳 統“圣賢”人格向現代中國理想人格構建的過渡, 它以中國的現代性為方向,與西方主導的現代性 既有差異又有統一。

        一、重構理想人格的內在依據:從德性優先到 德智并用

               在《論語》中,“君子”更加側重道德高尚。君子 通過學習、修養,“下學而上達”,能夠志于道、安于 仁、居于義、立于禮,這是君子的基本品質。根據社 會狀況決定自己的行動,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尋求 個體行為與社會發展動態的平衡,是對君子行為 的最高要求。在持守道義與現實生活之間尋求一 種平衡,是儒學理想人格建構的內在理路。

               “憂道”是君子理想人格的首要表現。顧紅亮 教授把君子之“憂”解讀為憂患和憂慮,“一方面, 成就君子不是一個純粹的推理過程,而是一個伴 隨著焦慮、擔憂的內在修行過程,展開于日常生活 之中,這體現了平庸性;另一方面,在成就君子的 過程中,真正值得憂患和憂慮的是我的思想與行 為是否偏離了人道,我的日?;顒邮欠窬哂刑烀?的終極意義,這體現了終極性”吐君子的平庸性與 終極性,統一于日常生活之中:高明、神圣的道德 本體與平庸、世俗的日常行為,直接統一。對于 “道”之內容及其如何踐行的反復思量,成為儒學 理想人格變遷的基本線索。

               從周敦頤開始,“孔顏樂處”成為宋明理學重 要的討論內容,也是宋以來士人所追求的精神境 界,個體對內在道德的追求逐漸成為儒學理想人 格中的核心要素。晚明時期中國商業獲得較快發 展,出現一批商業城市和早期的市民階層,追求個 性、提倡情感、欲望滿足的平民人格逐漸影響君子 人格的構建。同時,中國的士大夫們對科學缺乏自 覺思考,也成為制約儒學理想人格更新的重要因 素。晚明之前,中國在科學技術領域處于領先地 位,但中國人的科學意識并沒有高度自覺。16世紀 以后,西方的科學技術獲得迅猛發展,分科越來越 細并有互相融通的趨勢,知識的普及、應用科學和 現代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又加速了西方世界的變 遷,而16世紀至19世紀西方科學的進步,完全在 中國人的視界之外。在近代化進程中,理想人格的 建構問題成為儒學自我發展的重要問題,對商業 文化的核心價值以及工業文明的重要因素的吸收 是其中不容回避的內容,這個任務就落在了現代 新儒學思想家的身上。

               現代新儒學一方面要說明現代化不僅僅是西 化,需要體現中國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也要回應 如何從中國傳統資源中尋求到支撐現代化的核心 因素和內在動力,與西方文化進行新的互構。“為 人之學”“生命的學問”是他們梳理傳統儒學的基 本思路,他們強調從人之為人的根據出發,結合現 代社會的特殊性,再造理想人格。具體而言,即是 從心性本體與現代社會生活如何關聯這一問題的 討論入手,說明人的努力方向及中國傳統的基本 價值與中心觀念在現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調整與 轉化?,F在新儒家學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包含著 兩種向度:一是以牟宗二、唐君毅為代表的,先形 上地論證心性本體、彰顯儒學德性優先的基本架 構,再關注日常生活世界如何具體體現道德理性 的思路;二是以徐復觀、余英時為代表的,反對以 抽象思辨論證心性之學,主張從生活方式中尋找 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從現實生活實踐中確立人 的價值與尊嚴。

                對人的道德理性的信任是現代新儒學討論人 的價值依據的基礎。牟宗三以此為起點,建構了一 個“依道德進路對萬物的形上的說明”郎9的道德形 而上學。唐君毅以“道德理性”為人的活動依據,強 調人的各種活動的內在統一,“人類一切文化活 動,均統屬于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 為其分殊之表現”,“一切文化活動,皆不自覺的, 或超自覺的,表現道德價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 是涵攝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動是多,是末,是 成就文明之現實的”囹5氣徐復觀以“心”為人的價值 依據,以“心的文化”描述中國文化的特質,以修養 工夫為解心之呈現的根本方法,認為“人生價值的 根源在心的地方生根,也即在具體的人的生命上生 根。具體的生命,必生活于各種現實世界之中”陣4, 強調回到儒學工夫與本體不離的傳統,彰顯人的 價值和尊嚴。余英時則強調中國文化價值系統的 內在超越特征,以此為基礎,強調人的身心安頓、 個體責任。在現代新儒學看來,作為現代中國人, 需要在堅守中國文化的德性基礎,保持禮樂教化 的前提下,擴充道德理性“外向開拓”維度,發展科 學、民主、法制等客觀精神,既接納現代生活的影 響,又保持中國人的精神特征。

                以上所論現代新儒學學者中,牟宗三和唐君 毅是強調德性優先的代表。牟宗三用“自我坎陷” 來解決道德理性如何成就科學知識的問題,強調 德性主體的自我限制和自我否定即22-⑵;唐君毅在 確立文化活動的德性基礎之后,用道德本體的“全 幅展開”說明科學知識是良知本體的充實和拓展, 良知本體包含科學、民主、自由的“種子”。正如傅 偉勛所言:“牟先生的’自我坎陷’,嚴格地說,應指 在生命更高層次的價值取向上我們的道德主體對 于(從事于科學探索的)認知主體施行一種道德上 的指導或價值上的規則。”網而這種德性與理智二 分,德性優先于理智的立場,很難回答德性如何成 就知識,形上本體如何與現實具體活動相關聯等 問題,因而這種德性優先的本體立場,很難有力地 支撐現代理想人格的架構。

               與以上兩者不同,徐復觀認為,孔子思想中的 理性是具體生命的理性,是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 實現的,儒學是從道德理性、仁性來闡發人性的, 這不能成就科學??茖W是構成整全人性必不可少 的內容,也是儒學自我更新的必要內容。“中國盡 可由現代科學的刺激而益可見人性之全,不僅科 學的迎頭趕上為必要,且又盡物之性,由成物之 功,使人性中之道德性,益可客觀化到物的上面, 而更能收到道德性在人倫日用中的功效,與道德 性以不斷地充實”邯1。與唐君毅、牟宗三的思路不 同,徐復觀強調道德理性不能涵括科學,且需要科 學來豐富和拓展理性的維度,進而使人的發展更 加全面,這種思路在成中英等第三代現代新儒家 學者中更為常見。成中英用“意志”與“理性”的差 別性統一來說明德性與智性的差異與互通。在成 中英看來,“意志”是行為的導向,可以分為情感和 欲望,“理性”則是獲取科學知識的能力,“理性”與 “意志”各自獨立,卻具有內在關聯,共同構成生 命。“生命包含了理性的動向與知識的動向,意志 的動向分化為情感的動向和欲望的動向,分別為 實現知識、價值和欲望”,“知識對價值的重要性正 如價值對知識的重要性,乃兩相依持,不分軒 輕”罔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就目前的情況而言,現代 新儒學對傳統儒學的解釋思路與闡釋重點都發生 了變化,強調儒學的現代重建必須認知現代生活, 必須切入現代生活,對過于內化的心性儒學有相 當的批判和揚棄。對理想人格的討論,內蘊于這種 思路的變遷之中,基本立場從德性優先,轉向了德 智并用,強調仁智雙彰的重要性。這對回應理想人 格中如何減少狹義道德束縛,提高人對科學的興 趣,對國家、民主的理性認知,奠定了新的理想人 格的精神基礎。

        二、重構理想人格的載體:援引知識分子理論

               在理想人格建構中,必須要用現代科技理性 和人文理性塑造人的主體性,培育人的主體意識、 科學思維和分析精神,把當代的契約觀念、法制觀 念、主體意識、民主觀念、效益觀念融入人的價值 領域?,F代新儒學重構理想人格時,以知識分子為 載體,援引西方的知識分子理論,更新對君子人格 的理解。

               “知識分子”問題是近代西方世界興起的理論 討論。一般而言,“知識分子”一詞出現于19世紀 中期的俄國,專指19世紀30至40年代把德國哲 學引進俄國的一批人,他們與主流社會疏遠,具有 強烈的批判精神。“知識分子”群體出現是在19世 紀末的法國,以左拉、雨果為代表,依舊是以批判 社會不公、維護正義為核心訴求。在援引“知識分 子”這一說法時,現代新儒家學者們把中國古代社 會的“士”稱為傳統知識分子,把五四前后的知識 分子稱為現代知識分子,一方面梳理傳統知識分 子與現代知識分子之間的斷裂與連續,另一方面 彰顯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與使命。

               “士”以“君子”為理想。在唐君毅和徐復觀的 文集中,多處直接使用“知識分子”這一說法,指稱 “士”“讀書人”,從對知識分子的分析中,討論中國 的文化傳統及其發展?,F代新儒學在討論“知識分 子”時,未能完全脫離“君子”人格的影響。溝通“君 子”理想與“知識分子”情懷,是現代新儒學重構理 想人格的基本思路,也是他們立足心性之本,融通 西方理想主義的體現,這也為后來的現代新儒家 學者討論“知識分子”問題提供了基本思路。余英 時曾著專文分析中國古代“士”群體與西方近代 “知識分子”群體的相似性與差異處。雖然成文于 20世紀80年代,卻代表了現代新儒學對于“知識 分子”和“士”之間的關聯的看法,成為重構理想人 格的理論基礎。余英時指出:“根據西方學術界的 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于專業工作 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 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 須是超越于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 之上的。”団引言2這個界定,對中國學術界的知識分 子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很多學者討論此類問題 都借鑒此說。強調知識分子對“公共利益”“公共事 務”的關注,并以此展開社會批判,也與傳統儒學 君子人格中所強調的責任意識、參與意識、批判意 識一脈相承。以此為切入點,現代新儒家學者們多 從士“志于道”,超越個體私利的傳統,說明“士”與 “知識分子”的契合處,但是對于“士”與“知識分 子”異質性討論不足,造成了這種研究的說服力不 夠充分。

               徐復觀和唐君毅在討論知識分子時,各有側 重。徐復觀從當下知識分子的現實狀況入手,指出 知識分子自私、墮落的一面;唐君毅則更多從理想 層面入手,強調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二者共同構 成了研究知識分子的整個視域,最終指向中國社 會、中國文化發展的前途問題:只有知識分子們真 正在知識、道德、能力方面有充分的提升,真正對 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切實的了解和把握,才能實現 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

               在徐復觀看來,真正的“士”是真正具有反省 精神、對皇權保持著批判,不把讀書作為利祿工具 的讀書人,他們能夠“對皇帝而凸顯天下,對朝廷 而凸顯社會、地方,對科舉功名而凸顯人格、學 問”四424。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中國第一次 以知識分子為首的革命,說明了知識分子性格開 始變化。中西方知識分子所處的社會條件不同,中 國知識分子有其獨特性:“歐洲由中世紀向近世的 改變,冒險的商人走在知識分子的先頭,而以商人 為主干的新興市民階級的力量,也遠大于作為市 民階級組成之一的知識分子的力量。中國則只是 由知識分子帶頭,社會變化的程度遠落在后面。這 便一方面說明知識分子向前沖的力量有限,一方 面說明知識分子沒有新興的客觀社會要求以其作 為向前沖的根源以及由此根源而來的規約性。”這 就導致知識分子的性格出現了三種形態:一是“以 個人小利小害為中心的便宜主義”;二是“貌為恭 順,可以揣摸,百說百從,百呼百諾,但實則一事不 辦,一事無成”;三是“捕捉機會,肆行敲詐,獲取報 酬 ”

               唐君毅認為,“反求諸己”的精神是儒家君子 人格最根本的特征,這種精神“表示一種精神上最 高的凝聚,從整個的外面世界,收歸自己,即使自 己過失,呈露在知過的自己之前”叫。進而認為, “反求諸己”精神的缺失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 產生精神病痛的原因,挺立這種精神是建設中國 文化之必須。而中國人文精神之未來發展亦系于 “確認中國人德性生活之發展,科學之發達,民主 建國之事之成功,及宗教信仰之確立,乃并行不 悖,相依為用者”凹。他認為,反求諸己精神可以使 人在思想復雜、充滿矛盾沖突之處穩定自己,使人 的精神凝聚、撤退于自己之內;可使人之精神,于 一切為必然之中保持自有和超越;可以使人在面 對他人之批評與指責時無所寄心。在民主政治生 活中,其根本精神亦包含著“對我以外之他人之從 政能放心。此正是相信性善論者之所當至”,在民 主政治制度下,反求諸己的精神表現在“一切從事 競選者,在原則上,同須求體察一切選民之意,同 須用求諸己的工夫,去體察選民之意”凹氣通過文 化教養來促進反求諸己精神的推擴,加強世人對 人性本善且能不斷擴充為善能力的信心,是唐君 毅對中國人的現代發展、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基本 立足點。

               徐復觀和唐君毅對中國近代以來知識分子行 為和性格的分析,也提示出現代社會理想人格建 構中需要重視的兩個問題:一是把握近代以來生 產方式、公共生活方式的變遷與人們思想觀念變 化的不同步,以及由此導致的知識分子所提出的 社會理想不能很好地為普通民眾所接納的問題; 二是知識分子在面對社會現實時的無力感如何引 導和疏解的問題。

               現代文明在文化上的特征是“自我實現”,將 個人從傳統束縛和歸屬紐帶(家庭和血緣)中解放 出來,使得個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在 追求明確目標的過程中建構行為的意義?,F代教 育的確立和科學教育的普及,使迅速成長起來的 知識分子掌握了遠超其前輩的現代科學知識,科 學知識、科學思維獲得一定程度的普及。但是,科 學只是少數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尚未成為有效的 文化因素真正更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 式。如何真正發揮知識分子在理想人格建構中的 引導和示范作用,成為現代新儒學需要回應一個 核心問題。

        三、重構理想人格的現實基礎:以職業道德為 重點

               以教化為核心的儒家文化理念,因民眾生活 的樣態、形式,與之保持著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 形成大傳統與小傳統交融的特征,在“百姓日用而 不知”中傳播核心價值觀。君子理想不僅是大眾向 往的目標,也是精英對自我的期許。“大人之學”的 教化關聯于民眾社會生活的內容,主要是依存于 世俗社會的禮儀、禮俗;而傳統社會以經典傳習為 主的教育系統,則使士人(知識階層)成為儒學教 化理念之“以身體道”的群體,這使儒家理想與社 會生活、民眾生活形成一種良性的、相融互動的關 系,因而使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文化有著一種自身創造轉化和發展的活力。但在中國現代社會,隨 著儒學與現實政治制度的解構,儒學和傳統研究 完全被納入西方式知識化、專業化的教育體系,退 居學院化知識性一極。作為中國社會民眾生活樣 態的傳統禮儀禮俗,遭到嚴重破壞,不再具有在自 然歷史因革連續性中承載完整文化信息的作用。 儒學失去了與社會民眾生活關聯的載體,當代中 國社會處于一種民眾生活“無靠”而理論“游談無 根”的狀態回。在這種轉變中,理想人格的建構就需 要關注人現實的工作狀態,從中尋求新的生長點, 真正實現“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 的中國人應當是現代世界的中國人”的文化 理想。

               賀麟指出,工業化的中國社會,儒者應有新的 氣象,中國人也應當有儒者氣象。他認為,“在工業 化的社會中,須有多數的儒商、儒工以作柱石,就 是希望今后社會中的工人、商人,皆成為品學兼優 之士。亦希望品學兼優之士,參加工商業的建設, 使商人和工人的道德水準和知識水平大加提高, 庶可進而造成現代化、工業化、文明化的新文明社 會”。加強儒學與各行業從業者的思想關聯來實 現儒學與現代社會的互構,是一種非?,F實的思 路,也是心學傳統下,強調普通民眾的道德主體性 的進一步發展。

               徐復觀的思路則更加具體,他認為,職業道德 是近代道德最具體的內容,而知識分子職業道德 缺失,成為制約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原因。他曾 言:“一種使現代化遲滯不前的重大原因,乃在于 知識分子,缺乏真正地職業觀念,因而缺乏真正地 職業道德。”UW。而所謂職業道德,“是在自己職業 的本身,于有意無意之中,承認它具備有無限的價 值。認為實現職業的價值,即是實現自己人生的價 值,因而把自己的生命力,完全貫注于自己的職業 之中,把職業的進步,當作自己人生的幸福叩習。 唐君毅則強調知識分子在教育上的責任,強調這 是當下中國文化發展的迫切問題,提出“今日之知 識分子,必須求挽救一些百年來文化思想與教育 上的錯誤”。

               同時,現代新儒家學者們也要看到現代社會 分工細化、專業化給人的發展帶來的弊端。唐君毅 就指出,現代社會分工的發展,使得人們越來越被 束縛在自己的工作、生活空間之內,難以從社會分 工中的某一點上發現自己活動的價值與人類生活 全部價值之間的關系,這導致人的物化和平面化, 這是現代人為何難以承認普遍理想,進而確信道 德理性的原因。為解決這一問題,須減少文化活動 的種類,使人們在“同一或類似之形式下,可有各 級工夫之深淺之活動,現代社會分工的發展, 還造成一個弊端:人與人之間稱為平等的分工合 作關系,競爭、合作關系使得相互之間的愛敬、欣 賞、贊美之情難以真正確立,人們的精神世界缺乏 縱向提升的空間而趨于平面、分散?,F代社 會分工體系中,人們各自孤立,自私自利加劇,人 們被束縛在特定的職業之中,道德情感遲鈍,難以 全面發展。因而,充分發揮社會團體的文化功能, 是唐君毅提出的建構新型理想人格的基本路徑。

               社會學大師涂爾干認為,社會分工日益復雜, 使得人們必須通過合作來共同完成社會生產任 務,這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長,個體通 過職業進入社會生活,而職業教育使個人獲得社會 需要的知識和技能,個人就業又滿足了社會的需 要。在職業教育中融入以人類責任為核心的 人文教育,引導學生挺立人文精神,以人的全面發 展為根本目標,造就全社會對人類發展的責任感 和使命感,這不僅是理想人格當代建構的必要基 礎,也是人全面發展、擺脫人的物化的內在要求叫。

               唐君毅強調:“一切教育方針,務使學者切實 瞭知為學、做人同屬一事。在私的方面,應知一切 學問知識,全以如何對國家社會人類前途有切實 之貢獻為目標。唯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近來 教育風氣專門為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 式、學究式的為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 弊。”在職業教育中融入人文教育,與民眾責任 感的提升密切相關,是士人“達則兼濟天下”的現 代轉化。這種思路,彰顯了儒學強調教化功能的一 貫思路,但對于將社會分工、生產發展所導致的職 業流動性增強、人的技能提升與素質全面發展的 張力納入其中,對于現代社會發展動力中的科學技 術、社會制度、道德觀念三者之間的聯系重視不夠。

               情感的缺失在唐君毅看來是現代社會的一個 根基性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建構凝聚社會共識 的理想人格,需要發揮古典式的師友倫理的“縱的 經道精神”,使之與現代社會之分工合作的“橫的 緯道精神”相結合。在這樣的思路下,從道德情感 的啟發入手,由情感而理想,由理想而理性,唐君 毅通過文化批判,以人與人之間真誠的情感交流 為依據,完成了他對文化建設思路的探討。他重視 禮樂生活的意義,理念也由此而來,以使人的生活 達到“每個人之生活的重心,在了解真理,欣賞美, 實踐道德上的善”。

               隨著社會變遷,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發生了 劇烈變化,商業消費社會正在形成,專業知識、技 術理性向全社會滲透,“知識分子”的群體特征也 在逐漸變化,以情懷熏陶、價值引導為主的傳統特 征也逐漸退居次要地位。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 學者指出:“改變中國’知識分子'社會身份的社會 變遷包括:現代中國日趨分工嚴密的職業化過程, 現代企業和公司內部的科層制的發展,國家體制 內部的技術官僚化,以及與之相伴的社會價值取 向的轉移。原有的知識分子階層正在分化為專家、 學者、經理人員、技術官僚,并被組織到中國社會 日益發展的科層制度之中。”

               現代新儒學重構君子理想人格時,也是沿著 知識化、職業化的思路在進行。在這個意義上,現 代新儒學彰顯知識分子超越個人利益、超越職業 限制的“公共意識”,是對君子人格的轉化,是儒學 現代化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建構思 路,是對原始儒學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又保持清醒 批判意識的理想人格的進一步拓展,強調了職業 道德在理想人格中的作用。這種學術努力,有助于 鼓勵人們在現實生產生活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

               現代新儒學對理想人格的重構,典型地體現 了現代新儒家學者們面對現實社會,重構傳統儒 學的文化努力。他們一方面固守中國文化的道德 立場和生命關懷,拓展對于利益、科學等問題的思 考;另一方面力求在日常生活、社會生活、職業道 德中貫注對精神境界的提升,并重視知識分子自 身精神的反思和再造。盡管這種思考和論述有不 充分之處,卻在拓展儒學價值領域的同時,對文化 的民族性、現代文化精神有充分自覺,是中國文化 現代化理論和實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我們 認真梳理和總結。


        聲明: 來源:《社科縱橫》 作者簡介:張倩,哲學博士,華南理工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現代新儒學、文化哲學。轉載此文是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來源標注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郵箱地址:141201898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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