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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星:心滇之心,事滇之事

        —元代回回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以儒治滇

        心滇之心,事滇之事

                                                            ——元代回回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以儒治滇

        韓星 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


               賽典赤·贍思丁·烏馬兒(1211— 1279),元代著名回回政治家,原籍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对?middot;賽典赤贍思丁傳》載:“賽典赤贍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別庵伯爾之裔。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①“賽典赤”意為“榮耀的圣裔”,“贍思丁”是本名,意為宗教的太陽。“別庵伯爾”意為“使者”,指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南行中書省后,派其為云南行省的首任平章政事,即為一省最高行政長官的六年間,對云南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建設都做出了重大貢獻,袁嘉谷《重修咸陽王陵記》贊其“心滇之心,事滇之事”, 興利除弊,大膽改革,深得民眾擁戴。至元 16年(1279),賽典赤·贍思丁去世后,被追封為“守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咸陽王,謚忠惠”。②

        寶祐元年(1253 ),蒙古軍在攻滅大理國、武力征服云南后,在戰爭慣性下,留鎮云南的宗王都是只懂軍事、不知文治的將帥,沿襲了過去對占領地征服和打壓的強力政策,也沒有考慮云南是個少數民族地區,激起了當地人大規模的反抗。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忽必烈起用賽典赤·贍思丁治理云南。

        一、道德齊禮,以夏變夷

               至元十一年(1274 ),忽必烈任命贍思丁出鎮云南。贍思丁抵達云南后,因地制宜地實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改革。首先, 將原大理國地方民族政權區域改設為云南行中書省,后簡稱云南行省,將主持軍權的元帥府置于行省管轄之下。在全省設置郡縣制,把原統治全省的軍事單位總管府、萬戶府、千戶所改立為相應的路、州、縣行政區域,官吏由元廷任命。而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則仍參用當地豪強,以治一方。云南行省的設立,以及賽典赤贍思丁的出色治理, 加強了元朝政府對西南邊陲的統治, 使政局穩定下來,社會經濟因而也有了極大發展,“上仁下敬,吏治民安,文明漸興,五谷茂盛,天下稱滇南為極樂世界”。③白壽彝把贍思丁治滇概括為三個方面:“懷之以德、導之以禮、養之以學”, ④這是全面精辟的概括總結。

               贍思丁“本烏孫國師之后,早遇太祖,功聞五朝,政事徐舒,德量寬大”①。據張洪《南夷書》載:“賽公初下車,接見無虛日。雖以一壺漿,必笑而納之,更厚其酬答,由是遠近翕然俱來。” 郭松年《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亦載: 賽典赤“ 既至, 均賦金以息民, 廣屯田以積谷,省刑罰,銷盜賊,優柔厭飫,甚得遠人之心” ②。云南地方少數民族眾多,叛服無常, 歷代統治者實際上都難以對他們實行有效統治。賽典赤到云南后,改變了過去“以力服人” 的做法,采取了“力攻不如德降”,實行“以德化之”。羅槃甸位于今紅河一帶,以元江為中心的阿棘諸部蠻曾參加過舍利畏領導的反蒙、反段大起義,至元七年(1270 )后諸部又筑城反抗。至元十三年(1276 ),贍思丁率軍親征,師次羅槃城。據《元史》本傳記載: 蘿盤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賽典赤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虜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蘿盤城,三日不降, 諸將請攻之,賽典赤不可,遣使以理諭之。蘿盤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典赤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典赤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云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于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蘿盤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

               又據趙子元《賽平章德政碑》載: 十二年(1275)冬,羅槃甸蠻自昔聲教之所不及者,據險恃愚,屢逆使命。公乃徂征,傳于城下,我師四圍,其勢欲破,謂諸將曰:“力攻不如德降。”諸將曰:“蠻夷不可以仁義化,乘勢而攻,殄無遺育,必無后顧之憂。”公曰:“不然,我圣主好生惡殺之心,臣下體而行之,職也。”數曰,城果下,諸酋長各赍金馬、幣帛以貢。公命僚佐郎中楊璉安諭以西余城,和泥(今哈尼族) 諸部望風屈膝。

               通過處理這次平定羅槃甸(即蘿盤甸)叛變可以看出,贍思丁懷寬仁之心,憂患意識, 不輕易以武力解決,而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以攻心為上,最后感動叛軍,主動投降,避免了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也使得西南少數民族部落受到感化,翕然款附。對此,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1369)年御制《祭咸陽王忠惠賽爾文》贊云:“蘿槃拒命守孤城,夷獠誰能保再生? 主將寬仁施厚德, 聞風款附不加兵。” 明成祖朱棣永樂二年(1404)御制《敕賜元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祭文》贊云:“好生惡殺合天心,全活降城德最深。不獨一身膺顯爵,子孫奕世繼簪纓。”以后對類似羅槃甸事件,賽典赤有比處理一般問題更好的耐心,“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典赤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為酒食勞酋長,制衣冠襪履, 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⑤有時甚至得暫時讓步,避其鋒芒,“冷處理”后再“順其性俗,利而道之,底于安耳”⑥,為妥善處理民族問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使賽典赤認識到“荒服之人樂從用夏變夷之道”①,即韓愈《原道》指出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② 那么,從哪里入手“以夏變夷”呢?深愔儒家治道的贍思丁認為:“夷俗資性悍戾,瞀不畏義,求所以漸縻化服其心者,其惟學乎!”③即通過教育和禮儀化其悍戾心性和野蠻習俗。

        二、創建孔廟,推行文教

               云南地處偏遠,多民族雜居,“佛教甚盛。戒律精嚴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師僧,教童子,多讀佛書,少知六經者”,人們“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 ④。賽典赤到云南后發現這里“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無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⑤。為此,他以儒家“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禮記·學記》)的教化理論為指導,以儒家禮儀服飾移風易俗,“命長子納速拉丁制衣冠易其卉服,造靴韈易其草履” ⑥,“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 為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廟、明倫堂,講經史,授學田”,其結果是“文風稍興” ⑦。

               不過,對贍思丁在云南辦教育的具體情況,在有關云南地方文獻當中,對此做了較詳細的記載。據趙子元《賽平章德政碑》記載:“是歲(即至元十一年, 公元 1274年—作者注)七月抵大理,下車蒞政,風動神行,詢父老諸生,利國便民之要,中慶、大理兩設提舉,令王榮午、趙子元充其職。”⑧    提舉即儒學提舉,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教育管理機構。據郭松年《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記載,賽典赤首先“捐俸金”在城北購建孔廟的地皮。在他的帶頭影響下,其余費用由部屬“例割己俸以資之,其木石之價、工役之費,不取于民而用已足”。建設時間“始于至元甲戌(1274)之冬,落成于丙子(1276)之春。是歲八月上丁, 行釋奠禮于新宮,牲幣孔嘉,獻享有儀,戴白垂齠,怡怡熙熙,乃觀乃悅,于是華夏之風, 燦然可觀矣”。文廟為屋五十有三楹,大成殿位于正中,孔子塑像朝南端坐,東西有孟子、孔伋、顏回、曾參四賢以及子貢、子路、有若、冉耕、冉求等十哲相伴,大殿外對襯兩廡, “七十子之徒及歷代名儒,有功于世教者繪其像而列焉。內外有門,左右有堂。雙亭對峙,跋翼翚飛。別建講堂,以為師儒授受之所”。另外,還建有藏經樓、文昌閣等。整座建筑結構精巧、氣勢恢宏、雕梁畫棟、色彩斑斕,真是“內外完美,無愧中州”,堪稱云南最早、昆 明最大的廟學學宮。就是說,賽典赤不取于民,自己和同僚出資在中慶(今云南昆明市)北 偏,建造了云南的第一座文廟, 也叫“ 中慶路儒學”, 是歲八月開學; 以后的學務由脫脫木兒繼管, 王榮午充教官。⑨ 對于文廟的管理,賽典赤有長遠且周到的打算,經濟開支, 包括由政府供給的“廩膳”(伙食津貼)、住宿等經費,采用購置學田收地租予以解決。最初,因學生還少,于“官渡買田八雙以贍學”。后來學生增多,又先后增為 5頃。這一辦法在他去世后一直沿用并推廣到各地,收入剩余部分還用于賑濟貧民。“由是倉廩充、財用足、師勤士勵、教化大行”。學生來源,因當時廟學在中慶為首創,開始人數太少,連主管官員都還得親自去“勸士人子弟以學” ①,以后,每期增收至一百五十名學生,當地少數民族“雖爨焚(白族) 亦遣子入學”②,一些當地少數民族的子弟也入學學習儒家文化,體現了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廟學教官是漢人,如王榮午等“經學之士”大都是從四川來的,趙子元和郝天挺 等少數是本地人。教學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早期為初級標準教材四書(《大學》《中庸》《孟 子》《論語》)、五經(《詩》《書》《禮》《易》《春秋》),以后,增加了《孝經》及一些相應的時務論策。廟學建成初期的教學方法,未見具體記載,后來情況在泰定年間元肅政廉訪使李源道所撰的《中慶路學講堂記》有介紹,學生在學習時,重在深刻理解,強調學由“心得”, 而非“口授”;教師講課應突出重點,不能照本宣科,僅憑章句“而通其義”;注意分析歸類、詳略得當、主次分明。③有時,教學形式靈活多樣,氣氛熱烈,“令教官、學生及民間子弟通 經者以次講說,至晡乃罷,外人來觀聽者,充庭塞戶,教化大興”④。廟學還“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⑤,“歲祀于春秋二丁,仍收置儒籍,……使南方之人,舉知風化”。⑥ 元代中慶城的文廟居于城中行政中心區內,是與云南行省署、肅政廉訪司署、梁王宮并列的標志性建筑,顯示了廟學的地位和重要性。白壽彝先生指出:“贍思丁建廟學,是云南正式有廟學之始,是云南教育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幫助贍思丁執行這件事的, 大概是張立道。所以《立道傳》說:‘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立道首建孔子 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為弟子師。歲時, 率諸生釋菜禮。人習禮讓, 風俗稍變矣。行省平章賽典赤表言于朝, 有旨進官以褒之。’” ⑦ 贍思丁希望通過在云南辦廟學,“他日化成俗定,人材輩出,彬彬乎齊魯之風”。⑧可惜他未能看到他所期望的景象就去世了,但在他成功開創的這一宏偉事業的帶動影響下,至元十九年(1282)夏四月, 朝廷“命云南諸路皆建學以祀先圣”。至元二十年(1283),隸屬于云南行省的臨安、元江、廣西等路宣慰司建立,其治所稱都元帥府,地處今云南蒙古族聚居的通??h曲陀關。時任都元帥的蒙古人阿喇帖木耳也響應號召,于駐地曲陀關之陽建孔廟,立學校,以示尊孔崇儒之 意,并請當時的云南諸路行中書省郎中李泰撰寫了《都元帥府修文廟碑記》。碑文前半部分都是頌揚孔子德行的贊美之詞,與云南有關的部分文字如下:“云南去京師萬里,諸夷雜處,叛 服不常,必威之以兵則久安而長治,此至元二十有一年,經始都元帥府于曲陀陽關之原,使 神人上下之分不逾,一舉兩得也。于戲!阿喇帖木耳蒙古右旃為邊將,被堅執銳,馳騁游獵, 分內事也。今崇尚斯文,投戈講道,能為人之所不能者,非有高世之志,絕倫之才,其孰能 之!噫,前乎制禮作樂, 后乎東山之征,周公一人也,始焉講道洙泗, 終焉夾谷之會,孔子一人也。橫槊賦詩,講論經史,文武豈為二致。觀元帥此學之建,誠不易得也。”⑨ 隨后云南 各地相繼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建立了大理路、臨安路廟學,大德六年(1302)建立了安

               寧州廟學,延祐七年(1320)建仁德府廟學,其余嵩明、鄧州、永昌、麗江、鶴慶等地廟學 也如雨后春筍般相繼建立,使儒學教育逐漸在云南全境大力展開,培養和任用少數民族和漢族知識分子參加行省政權機構,為后來在云南推行科舉制度創造了條件。延祜六年(1319 ) 十二月,正式在云南行省設立了儒學提舉司,各族士人們參加了全國統一的進士科考試,并有人取得名次。

               另外,賽典赤還在農村建立社學:“城外建社學以端蒙養,嚴師鄉約以 ①風俗,正三綱,明五倫……給典籍以誨訓后學,行獎擢以優禮賢士。”② 這就是說,根據城鄉條件的差異,在鄉下主要辦社學,進行童蒙教育,同時以鄉師進行社會教化,綱常倫理,移風易俗,獎擢賢士。當時有人記載說:“北人鱗集,爨僰循禮,漸有承平之風,是以達官君子紹述成軌,乘馹內地,請給經籍,雖窮邊蠻僚之鄉,咸建庠序矣。” ③

               贍思丁辦學興儒,其重要意義不僅局限在文化教育方面, 它還是元朝政府治理邊疆的政策導向或執政方針的體現,即在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通過儒家政教實現治理,“中慶首建文廟,歲祀于春秋二丁,仍收置儒籍。識者度公之心,皆為學校之事,似乎寬緩,公臨事之始,而先知者,何也?殊不知國家政事、典則、紀綱、法度、軍旅、刑措之事,未嘗不自文學而始。今公先其所當為而為之, 使南方之人, 舉知風化, 公可謂得實之本矣” ④。表明元代統治者將云南真正納入大一統的國家政治格局之中,明白了治理云南要用夏變夷,行王道,建文廟,興儒學,廣教化。此外,更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多民族的云南,前身為南詔、大理地方政權,盡管元代之前南詔、大理就臣屬與中原王朝,與中原政權有朝貢、冊封、臣屬等關系,但畢竟又相對獨立,有自己的國號、年號以及完善的統治機構的地方政權,很容易分庭抗禮,乃至鬧獨立。只有到了賽典赤建立行省后,原來的南詔、大理轄區才實在地、完整地、無條件地成為了中國的一個直屬省級行政區劃,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中國及云南歷史上從未有的重大政治事件。賽典赤創建孔廟,興儒辦學,就是以儒家文化作為黏合劑,粘合邊疆與內地、行省與中央、民族與民族之間因長期戰亂,鐵騎踐踏后造成的裂痕,使云南真正成為大一統王朝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為元、明、清三朝的統一局面的鞏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還有,“ 賽典赤是穆斯林, 信奉的是《古蘭經》, 但他卻推崇孔夫子的權勢地位, 沒有建立伊斯蘭學院,推行伊斯蘭教,而是建立儒家學校,讓各族子弟學習中國經史。他的遠見卓識和公正贏得了后世云南各族人民的崇敬,看來絕不是偶然的” ⑤。白壽彝分析到:“元時,孔子廟皆塑像。偶像崇拜,和回教本教義沖突,素為穆斯林所極端厭惡。贍思丁以回教怪腐而倡建孔廟,可有兩種原因。第一,穆斯林雖排斥偶像,但頗敬孔。叢書集成本菽園雜記引回回詩:說‘僧言佛子在西空, 道經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 眼前無處不春風’, 可見,穆斯林敬孔之一斑。贍思丁或亦不免有這種心理,遂以政治上的需要而倡建孔廟。至于各種祀典,張立道傳明說‘歲時,(立道)率諸生釋菜禮’,贍思丁本人是不必參加的。第二,元代穆斯林之信仰不如現在中國穆斯林信仰之嚴肅。元代穆斯林不只不嚴格反對異教信仰,有時或且不免有與佛徒唱和及為佛寺撰文等事?!对饔蛉巳A化考》有許多地方,可供此項參考的。贍思丁雖為在云南光大回教之人,恐也未能免作。”⑥也有學者說:“穆斯林忠于自己的祖國,把愛國看成是愛教的重要內容,贍思丁作為伊斯蘭教的虔誠信徒和元朝重臣,既精于伊斯蘭教文化,又通曉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國家大局重于一切的基礎上,將二者有機統一起來,從而開辟了回族思想文化發展的方向。” ① 這樣,贍思丁首建文廟就很好地處理了個人信仰和國家政教的關系,愛國和愛教關系,具有更為深遠的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宗教和諧,促進伊斯蘭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交流融匯,推動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歷史意義。

        三、仁心仁政,上下感戴

               贍思丁在復雜的官場對于疑慮他的人物能夠以心服之,以禮待之。時云南宗王托忽魯聽到贍思丁將出任云南平章政事的消息后,心懷猜疑,暗備甲兵,試圖阻止贍思丁入滇,以防其奪權。面對托忽魯這些做法, 贍思丁決定采取以心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辦法,以妥善解決這一棘手問題。他“乃遣其子納速剌丁先至王所,請曰:‘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撫循,今未敢專,愿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其下曰:‘吾幾為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撒滿、位哈乃等至,賽典赤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納速剌丁偕來,視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皆以名馬為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 酒罷, 盡以與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 語之曰:‘ 二君雖為宗王親臣, 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還,先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聽賽典赤所為”②。這樣,贍思丁消除了托忽魯的疑慮,贏得了托忽魯的信任,使他心悅誠服地說:“觀賽典赤之言,皆忠君澤民之道。才德兼全,吾幾為左右誤矣!”③于是托忽魯由敬佩而信任,轉而“政令一聽賽典赤所為”,為贍思丁主政云南奠定了基礎。

               對于云南上層反對他的人不計前嫌,寬仁以待。剛到云南不久,有土吏數人怨恨贍思丁, 便到京師誣告贍思丁“專僭數事”,被忽必烈識破,“賽典赤憂國愛民,朕洞知之,此輩何敢誣告!”“即命械送賽典赤處治之”。既至,贍思丁不僅不予治罪,反而脫其械,委之以官,土吏皆叩頭拜謝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報。”④這樣處理上訪事件,使 “土吏”能夠明罪改錯,變壞事為好事,化消極為積極,表現了贍思丁的胸懷和修養,對于他爭取人心,在云南站穩腳跟起到了積極作用。正如趙子元《賽平章德政碑》所述:“凡結怨于己者,公悉以恩待之。忠厚之風,洋洋盈耳!” ⑤

               對于鄰邦他采取懷柔之策。兀良合臺征服交趾(今越南北方)后,交趾“叛服不常”,贍思丁遣使“諭以逆順禍福”,并與交趾結為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云南,贍思丁至昆明城郊迎之,待以賓禮,“遂乞永為藩臣”。至元十六年(1279 )賽典赤·贍思丁去世時,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來云南吊喪并為之致祭,祭文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等語,“使者號泣震野”⑥。外國國王遣使臣著重孝前來吊唁,悲傷地哭祭中國行省官員,這在云南,乃至中國歷史上大概也絕無僅有。

               有學者這樣評說賽典赤的治滇政策:“他的辦法是求大同存小異,一方面尋求政治、思想上的大統一,一方面允許各民族保留自己的風俗習慣和特點。” ① 這實際上是貫徹了儒家一統多元,和而不同的文化觀。

               《新元史·賽典赤贍思丁傳》引史臣曰:“元末歙人羅文節為普定府知事,豪酋饋以金,文節卻。酋怒曰:‘ 君賽典赤耶? 乃不受吾金。’ 賽典赤之名, 為蠻夷所重如此, 雖鄭子產、楚孫叔敖何以尚以哉!”可見贍思丁當地少數民族頭目中的清廉形象。

               贍思丁在云南的德政贏得了云南人民發自內心的愛戴,《元史·賽典赤贍思丁傳》載:“賽典赤居云南六年,至元十六年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 ② 李京《云南志略》載他“下車之日, 立州縣, 均賦役; 興水利,置屯田; 擢廉能, 黜污濫; 明賞罰,恤孤貧。秉政六年, 民情丕變,舊政一新,而民不知擾。及薨之日,遙近聞知,如喪父母”。原因是贍思丁“開誠布公,寬大廉簡。故能上下感戴,聲名洋溢。后之繼者,雖有善政,莫能及也”。這充分反映了贍思丁“以仁心行仁政”,深得民心,政績卓著,使得云南“吏治文化侔于中州,非圣化溥博,何以臻此”。③

               賽典赤去世后,忽必烈“思賽典赤之功,詔云南省臣盡守賽典赤成規,不得輒改”,后繼者沿著其治滇方針繼續前行。其三子忽辛繼續推進云南的儒學教育,在大德年間,忽辛任云南行省右丞,致力于崇儒辦學。“先是,贍思丁為云南平章時,建孔子廟為學校,撥田五頃, 以供祭祀教養。贍思丁卒,田為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廟學舊籍奪歸之。乃復下諸郡邑遍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為之教官,文風大興。” ④

        四、立德立功,俎豆馨香

               趙子元《賽平章德政碑》贊頌贍思丁說:“蓋公之治,貴不顯而民自定,是皆精誠實德,有以動民之心,而不在于求名之跡者,有以然也。公之實跡已昭著于宇宙,雖記之金石,歌之聲詩,未足以發明其萬一;而公之名,雖三尺之童亦知之,又何待之揄揚而后顯哉?然國人不起甘棠之詠,似有愧于召公;黃童不為騎竹之迎,豈無慚于郭伋?吾儕小人,舍本逐末, 沽名干譽, 視公寧不愧邪! 邦人父老, 感公之德, 銘之琬琰, 以示不忘。銘曰: 公實在己, 公名在人。己既無慊, 人何足詢。為政以德, 澤民以仁。南方生齒, 親之若親。遠人向化,臣其未臣。昔號難治,公來舉醇。豐功偉績,南詔西秦。勒之金石,永示無垠。”⑤ 元明善《云南志略序》也說:“我朝曾出平章政事賽典赤都護諸部,今沒去三十余年,其民慕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⑥ 贍思丁立德立功,生時人們敬慕如父母,感恩歌頌;去世后人們刻石記銘,敬畏如神明。

               后世帝王也對贍思丁的功德極盡褒獎。明太祖朱元璋見贍思丁“弘仁偉績,命上于陰騭書,將學社館、養濟院,令天下通行”,并撰御祭文曰:“王貴顯前朝,撫綏南詔,偉績奇勛,慶流邊徼,遺愛難忘,論功當報。”⑦明成祖朱棣也撰御祭文曰:“將專閫外之制,系一方之安危,司萬眾之性命,有能存之以仁恕,撫之以恩義,惟以平定安輯為事,不嗜殺人,則惠之所及者,溥矣哉!”

               賽典赤后裔、清代云南省著名回族學者馬注在《咸陽王撫滇績》中說:“事有曠百世而功愈峻,名愈芳,澤愈厚,民食其德,戴之若天地,念之若考妣,頌德歌功,垂千百世而童叟感德, 春秋俎豆者。若禹之治水,稷之治稼,契之明倫,周公之禮,孔子之修六經,孟子之講仁義。地平天成,年登歲稔,使知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人其人而獸其獸,此禹、稷、契、周公、孔、孟之功,所以垂萬世與天壤而不朽者。禹、稷之后,獨無人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海水滄桑,治亂頻仍。功一時者,一時念其德;功萬世者,萬世念其德;功一方者,一方念其德;功天下者,天下念其德。若咸陽王賽典赤,可謂崛起大元, 應名世,佐禹、稷、契、周公、孔、孟而有功于滇者。……南荒之人翕然向化,耕者樂于野, 行者樂于途,賈者樂于市,饑者念其恩,貧者感其惠。……是王之功,同于禹,并于稷。功一時而千百世受其利,福一方而一方報其功可也…… 王者撫滇, 席不暇暖,寢不安寐,思民有溺者,猶己之溺;饑者猶己之饑。六載辛勤,功在萬世。”① 認為其德行可以與中國歷史上的禹、稷、契、周公、孔、孟相媲美,名垂青史,萬代敬仰。并在《贍思丁公塋碑總序》中撰聯曰:萬世功垂,鎮陜、鎮燕、鎮滇、鎮蜀、西服天房,南孚緬甸,用武用文,感化外之愚民,咸修貢職。三朝德著,封王、封相、封公、封侯,上述圣祖,下表兒孫,以忠以惠,培國家之元氣, 勿用征誅。

               清代孫人龍《元咸陽王忠惠賽公撫滇績序》說:“余嘗綜核古今之名賢,而獨有慕于公治水疏河,惠澤歷久常存,則智師神禹也。明倫建學,弦誦迄今未息,則化繼文翁也。彼擬以杜預之守襄陽,曹彬之下江南,功則偉矣!孰若忠惠公以教以養,東漸西被,本王道以治一隅,巍然三代之佐乎!宜其春秋廟祀,俎豆馨香,直與昆華蒼洱并為流峙,使人穆然,山高而水長乎!”③認為贍思丁在云南推行王道,以儒家教化治滇,其功德不亞于三代伊尹那樣的賢能人物,應該春秋廟祀,俎豆馨香。

               民國六年(1917 ),袁嘉谷曾在《重修咸陽王陵記》中這樣評價他:“歷史躍開滇以后二千年, 迄于今日,滇之聲名文物,與中州(中原)同彪炳者,誰之功歟?曰:惟元咸陽王之功!”贍思丁“敬以直內,義以外方,功并大禹,德著祠山”④;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臨治一時,惠及長久,為發展云南政治、經濟、文化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故上下感戴,聲名洋溢” ⑤,贏得了人民永久的尊敬和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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