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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祥翔:“君子不器”的角色倫理分析

        “君子不器”的角色倫理分析

        李祥翔 南京師范大學


               “君子”一詞在儒家典籍中隨處可見,儒家學者或是稱贊君子高尚的品行,或是描述君子具有的特征,使得君子的形象漸漸豐滿起來。但其中也不乏晦澀難懂的語句,如《論語》中的“君子不器”。何為“不器”?“不器”又與君子有什么關系?這些問題都無法在《論語》中直接找到答案,這就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解讀空間。本文在忠實于經典原著的基礎上,試以儒家角色倫理來分析“君子不器”一語的含義,并且從中總結出君子的為人處世之道。

        一、“君子不器”舊解之不足

               “君子不器”一語出自《論語·為政》,原文非常簡短,只有“子曰:‘君子不器’”[1]17 六字,孔子交談的對象、針對的問題、說話的場景,我們全都不得而知。相關信息的缺失增加了后人理解這句話的難度,但是歷代學者依然不懼艱難,針對這句話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在提出新的理解之前,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前輩們的理解,這既能給我們提供寶貴的靈感,也能避免我們重蹈前人的覆轍。

               “君子不器”這句話中有兩個概念,一是“君子”,一是“器”,前輩們的解讀也都是圍繞著這兩個概念而展開。具體研究方法通常是對其中的一個概念進行重點分析,再將分析的結果與另一概念聯系起來。我們如果對前輩們的理解進行歸類,也可以按照研究的重點所在,將其歸為兩大類:

               第一類,重點放在對于“器”的分析上。前輩們先是解讀“器”的內涵與特征,然后確定“君子不器”一語中“器”字強調的是器的哪個方面,再反推出“不器”的含義,最后將這種含義與君子聯系在一起。那么,“器”的內涵和特征是什么呢?“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器’字最初都出現在‘卣’(盛酒的器具)、‘簋’(盛食物的具)、‘盤’(盥洗用具)等祭祀用器的銘文中,這說明‘器’ 最初就是指這些具體的器具”[2]86。后來,“器”的所指不斷擴大,從祭祀用器擴展到生活用器,后來更是成了一切“形而下者”的通稱,即用來指一切有形有相的具體事物。但不管是祭祀用器、生活用器還是形而下者,它們都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每種器物都有著一定的功用,如房屋可供居住,筆可用來寫字等。前輩們抓住了“器”具有特定的功用這一點,認為這就是“君子不器”中“器”字強調的重點所在。如包咸認為“器者各周于用”[3]112,熊埋認為“器以名可系其用”[3]112。前輩們由此認為,“器”的功用是有限的,一種類型的“器”只能用于一種特殊的用途而不能用于其他,如舟車各有不同的用途, 那么“不器”自然就是指沒有特定的用途,“君子不器”也就是指君子不應像器物那樣有著特定用途, 而應是多才多藝、全面發展的。這種觀點在歷史上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且被眾多學者所認可。如朱熹認為“君子不器”指的是“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4]58。錢穆在《論語新解》中將“不器”解為“不器非謂無用,乃謂不專限于一材一藝之長,猶今之謂通才”[5]34,進而將“君子不器”翻譯為“一個君子不像一件器具,只供某一種特定的使用”[5]34。楊伯峻在《論語譯注》中將“不器”解為“孔子認為應該無所不通”[1]17,進而將“君子不器”譯為“君子不像器皿一般,[只有一定的用途]”[1]17。李澤厚在《論語今讀》中將“君子不器”簡單地譯為“君子不是器具”[6]32,隨后將此句詳解為“這句話今天可以讀作人非 robot(機器人),即人不要被異化,不要成為某種特定的工具和機械……人應使自己的潛在才能、個性獲得全面發展和實現”[6]32。李澤厚對“君子不器”進行了現代性闡釋,但他依然在強調君子的多才多藝,并未突破前人的理解。

        第二類,不再將“器”作為解讀的出發點,而是將重點放在了“君子”上面。清代學者李光地在《論語劄記》中解讀“君子不器”為:“器者,以一能成名之謂。如子路之治賦,冉有之為宰,公西華之治賓客,以至子貢之瑚璉皆是也。君子之學,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功勛德業在焉,此之謂不器。若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不器,是猶未離乎器者矣。”[3]112 可以看出,李光地對于前人的理解提出了批評,認為如果將“不器”理解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那么就會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因為只要講用途,講作用, ‘不器’就仍然是‘器’,二者的差別就不是本質上的,而是數量上的,也就是有一種用途還是多種用途而已”[2]87。在對前人提出批評之后,李光地開始思考“君子”有何特征。在他看來,“君子之學,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君子最大的追求在于成就自身的道德,技藝、行動、事功都只是次要的副產品而已。因此,子路、冉有、公西華、子貢等人雖各有所長,但依然是“器”,只不過是“瑚璉”這樣特殊的“器”,顏、曾二人“不器”而德行完備,因此比子路四人更接近“君子”??梢?,李光地將君子的道德屬性引入對于“君子不器”的理解當中,而這一思路在當代得到了不少學者的贊同。王大慶稱贊李光地的睿見,認為“孔子的這句話與其說是主張多才多藝,不如說是倡導提高道德水平和境界”[7];董衛國則從德才關系的角度指出“君子不器乃是強調德性修養的重要性……一個人生觀、價值觀存在偏差的人,其技藝和能力未必能夠給他人甚至包括他自己帶來真正的福利”[8]。

                上述兩類解讀既合理又有不足。第一類解讀,雖然深入分析了“器”的內涵和特征,但這種分析是否全面尚有待商榷,同時這類解讀未深入考慮“君子”本身有何屬性,因此不免走上了歪路。第二類解讀,對“君子”進行了深入分析,強調“君子”的道德屬性,但是要么缺乏對于“器”的深入分析,片面強調君子的道德屬性,甚至以道德否定功用,使得最終理解偏于一隅;要么是過度解讀,甚至將自身的理解強加于孔子原意之上,成了“六經注我”而非“我注六經”。因此,要想正確理解“君子不器”,我們一方面要全面理解“器”與“君子”二者的特征,在它們的相互規定中確定“君子不器”的真正含義;另一方面要忠于儒家元典,避免將不屬于孔子原意的個人思想摻雜在對原文的解讀中。

        二、器:承擔特定角色

                “君子”與“器”這兩個概念對于“君子不器”的理解都很重要,但相比之下,原文中“君子”的相關屬性是通過對“器”的否定而獲得的,所以要想正確理解“君子不器”,我們首先還是要從對于“器”的全面理解出發。

               《論語》一書中,除“君子不器”外,共有四處談到“器”這個話題,分別在《八佾》《公冶長》《子路》《衛靈公》四篇中出現,且都出自孔子之口。因此,要正確理解孔子所說的“器”到底有何含義,這四處涉及“器”的語句可以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參考。

               《衛靈公》篇中涉及“ 器”的語句為“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此處與“工”相聯系的“器”,楊伯峻認為是“工具”的意思。聯系下文來看,孔子以“工”與“器”的關系比喻自身與賢大夫、仁士的關系,如此一來,“器”在此處的含義就是被人利用以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在《公冶長》篇中,孔子稱子貢為“器”,但同時指出子貢是“瑚璉”這種尊貴的禮器,而非工具。如此,我們就可以得出一條結論,即孔子口中的“器”含義多樣,不可一概而論。

               《八佾》中涉及“器”的語句是孔子對管仲的指責:“管仲之器小哉!”[1]31 在《論語》中,孔子對管仲的態度是非常復雜的。有時他會對管仲提出器小、不儉、不知禮等指責,有時他又會稱贊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功勞。通過孔子對于管仲的態度,我們可以初步獲得孔子口中“器”的一些特征。首先,孔子指責管仲為“器小”,言外之意就是人應該成“大器”,而不應當成“小器”??梢?,雖然“君子不器”,但“成器”本身并不完全是貶義詞,“成大器”也是值得稱贊的。其次,管仲對于華夏文明實有貢獻,但幾乎只集中于政事與軍事方面。在禮節與生活作風方面,管仲實在無甚過人之處,“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1]31 其三,孔子有時用“仁”來稱贊管仲,“如其仁,如其仁”[1]149,但在《論語》中,孔子從未稱管仲為“君子”。概言之,管仲僅在特定的方面有所作為,而于其他方面則無所建樹。因此,管仲是“器小”而非“不器”,不得被稱為“君子”。

               然后,我們不妨再回過頭來看,作為“瑚璉”的子貢是怎樣的。結合《論語》中的其他內容來看,子貢有著一技之長,尤其是在貨殖方面,如“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1]57,“而貨殖焉,億則屢中”[1]114。   但子貢也有缺陷,如“不受命”[1]114 等??梢?,子貢與管仲極為相似,都是既有某方面的特長而又存在缺陷。因此,在孔子眼中,二人都是“器”。但是,二人又有所區別。管仲幾乎是只擅長軍政之事,而子貢在從政之外又擅長貨殖,還位列孔門十哲中的“言語”科;并且作為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子貢雖不以禮聞名,但不可能不知禮。相比之下,子貢較管仲為佳。因此,二人雖同為“器”,但一為“小器”,一為“瑚璉”這種珍貴的禮器。結合孔子對管仲和子貢二人的評價,可見,在有一技之長的情況下,如果在其他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那么就是小小的“器”,很可能是斗筲等器;如果在其他方面僅略有缺陷,那么就是珍貴的禮器。至此,我們可以初步總結出一個趨勢,即孔子認為一個人的缺陷越少,可應用的場合越多,他的器就越大、越精致。

               最后,我們看一下《子路》篇中涉及“器”的語句:“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 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1]141 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解讀“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4]139 在這句話中,“器”是作為“備”的反義詞而出現的,而“備”又有全、盡之意,如楊伯峻就翻譯“求備”為“求全責備”[1]141,因此,朱熹此注應為確當。如此,“器”的含義就不僅僅指個人只有某一方面的功用,還可以指個人具有特定的材質。

               以上通過對《論語》中所有涉及“器”文字的分析,初步把握了“器”的內涵與特征以及孔子使用“器”字的原則。但還不能斷言“器”只有特定的功用與材質這兩種內涵,還應結合其他文獻,繼續挖掘“器”的內涵。

               如前所述,“器”字最初主要是指卣、簋、盤等禮器,后來才逐漸擴展到生活用器乃至一切具體事物。雖然“器”的覆蓋范圍不斷變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要把握“器”的內涵,我們就應當從“器” 的原初含義入手。“卣”在《爾雅·釋器》中被解釋為“器也”,郭璞注云“盛酒尊”;“簋”在《說文解字》中被解釋為“黍稷方器也”,也就是說,“簋”在古代是用來盛放食物的方形器皿;《禮記·喪大記》中“沐用瓦盤”,《正字通·皿部》中:“盤,盛物器,或木或錫銅為之,大小深淺方圓不一。”以上就是傳統文獻對于卣、簋、盤三種“器”的注解。如果僅僅由此展開分析,具有特定的功用確實是“器”最明顯的特征。但是筆者以為,僅就這三種器物來分析“器”的含義是不妥當的。首先,從《禮記》等儒家經典著作中可以看到,古代祭祀活動的禮器多種多樣,并非只有卣、簋、盤三種禮器,我們也找不到任何獨屬于這三種禮器而不見于其他禮器的特征。其次,《說文解字》中對于“器”的解釋是“皿也”,段玉裁注云“器乃凡器統稱”。在許、段二學者的解釋中,“器”都是各類器皿的統稱,而非三種禮器的統稱。最后,只在這三種禮器的銘文中,最早出現“器”字,的確是事實,但我們不能因此斷言“器”字最初僅僅是指這三種禮器。第一,我們不能排除今后有其他銘文出現的可能;第二,即使沒有其他銘文出現,也有可能是因為鐫刻銘文的器物沒有遺留下來而已;第三,即使最初的確只有這三種器物鐫刻了“器”這個字,但我們依然不能認定最初只有這三種器物可被稱為“器”,因為器物制作者并不需要在每一件“器”上都注明這是一種“器”。綜上,筆者以為不應當僅僅通過對于卣、簋、盤的分析來把握“器”的內涵,而應該將“器”的范圍進行一定程度的擴大。既然卣、簋、盤三種器物都是禮器,我們不妨通過對于各種禮器的分析來把握“器”的內涵。筆者通過對《禮記》等儒家經典禮學著作及當代考古發現的分析,將“器”的特征總結如下:

               首先,如前人所述,每種“器”都有著一定的功用,如卣之盛酒、簋之盛黍稷、盤之盛物與沐浴。其次,“器”都有著一定的形狀與外表。雖然有些“器”可以在外表上有一定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始終在一定的范式之內,正如盤之大小深淺方圓雖不定,但總不會如鼎一般有腿,或如卣一般有提手??鬃涌吹奖緫欣獾孽齾s“失其制而不為棱”[4]88 時,感嘆“觚不觚”,正是因為觚這種“器”本不應有此種外表。再次,“器”的應用場合有著嚴格限制。幾乎每一種“器”都只能在特定場合中出現,而不能廣泛地應用于所有場合。祭祀活動需要“陳尊俎,列籩豆”[9]491,籩、豆兩種“器”此時必須出場,而在諸侯相朝時,則“灌用郁鬯,無籩豆之薦”[9]281,彼此之間只以郁鬯來相互敬酒,籩、豆兩種“器”在這種場合下是不能出場的。從次,“器”的使用是被動的??鬃釉浾f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1]183 從這一話語中可以看出,雖然鐘鼓等“器”可以在很多禮儀活動中出場并承擔功用,但它們功用的發揮卻不取決于自身,而是取決于禮儀活動整體。禮儀活動需要鐘鼓起到某種作用,它們才能發揮相應作用,如禮儀活動需要鐘鼓以何種方式在何時發出何種響聲,它們就只能依樣照辦。也就是說,“玉帛鐘鼓在此活動中是被動的,它們該如何發揮作用,并不能完全自我決定,而是由其在禮儀活動所扮演的角色、所承擔的功能所決定”[2]88。最后,“器”有時需要彼此搭配使用。而它們之間的搭配方式有著明確規則,例如,鼎、豆、壺三種器就經常被組合到一起使用。根據考古發現, “這種‘鼎、豆、壺’的禮器組合方式,在良渚時期隨葬的陶器中經常出現,并已趨于規范化”[10]。而據《禮記》記載,不管禮儀活動的規模大小,鼎俎的數量都是奇數,籩豆的數量都是偶數,“鼎俎奇而籩豆偶”[9]302。如此一來,在禮儀活動中,不僅“器”的搭配對象是確定的,就連每種“器”的數量也都是確定的??梢?,“器”與“器”之間搭配關系是清晰明確而不可隨意更換的。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器”有著諸多共同的特征,這些特征涵蓋了外表、功用、應用場合、搭配關系等不同方面。但如果將這些不同的特征概括為一個總的特征的話,那就是“器”只能承擔特定的角色。在祭祀活動中,每種“器”都被分配了固定的角色,“器”只能被動地將這個角色承擔起來而不能任意突破自己的角色,否則就是越俎代庖。每一種角色都有著一定的外表,“器”的角色是固定的,外表自然也是固定的;這個角色在某種場合需要起到某種作用,“器”就需要在這種場合發揮這種作用;這個角色需要和其他角色以某種方式共同參與表演,一種“器”就需要與另一種“器”以某種方式搭配到一起。“器”自己不能決定自己的行動,它的一切行動都要受到角色的控制。

               既然“器”的特征只能承擔特定的角色,那么被稱為“器”的人也只能承擔特定的角色?,F實生活中有著各種各樣的情境,人也會處于各種各樣的關系之中,這就對人的能力有著各種各樣的要求。但像“器”一樣固定了自身角色的人卻只具有特定的能力,無法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發揮各種能力;只能應付某一類事件,無法靈活地處理各類突發情況;只能生活于某一種情境之中,無法適應各種復雜情境; 可以被動完成一些任務,卻無法主動承擔責任;只能與某些人打交道,無法做到“四海之內皆兄弟”。不可否認,承擔特定角色的人可能會具有某些優點,如相比“鄉愿”更加正直、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特別突出,所以“成器”“成大器”在漢語中帶有褒義,但他們最多可以獲得直、仁等稱贊,與儒家理想中近乎完美的“君子”實在是有著巨大的差距。

        三、不器:承擔無限的角色

               從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只具有一種功用”這個含義僅是“器”字所具有的眾多含義中的一種。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能將“不器”僅僅理解為不只有一種功用或者不固定功用。在語言哲學的“語境原則”看來,在準確理解語詞的意義時必須要考慮語詞所在的語境。雖然“君子不器”一語并無上下文,但是“不器”畢竟是儒家對于“君子”的規定。因此,《論語》乃至儒家思想對于“君子”的描述和要求就是我們在理解“君子不器”時的語境。

               “君子”一詞在《論語》中共出現一百多次,但并非每一處表述都與“不器”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只需要對其中部分表述進行重點分析即可。“不器”是對于“器”的否定,而“器”是固定自身的角色而不知變通,所以,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完全確定“不器”的含義,但可以合乎邏輯地推理出“不器”一定與角色有關。因此,《論語》中同時涉及“君子”及角色的文字就是我們分析的重點。

               角色在儒家思想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安樂哲認為,在儒家的視域中,社會中的每個人都置身于自己角色和關系的動態環境之中。“我們活著,并非只是在肉體意義上的一個生命;我們做的一切,生理的、心理的、社會的毋庸置疑是關系的、協作的”[11]中文版序言 1。我生活著的與具體的他人的關系為我們帶來了各種相應的角色,我就是我的所有角色的一個結合體,而不是孤立存在、不與外界往來的“單子式”的個體。“人的一生,時時刻刻都是在所有這樣‘角色’及其關系中度過的”[11]194。因此,我自己是誰以及我該采取何種行動,一方面取決于與我建立起關系的他人;另一方面要取決于我所處的情境, 即沒有最正確的行為,只有最恰當的行為,如“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12]214。需要注意的是,個人不能決定自身所處的關系與情境,因此也就無法自由決定自己的角色。同時,關系為人們帶來的角色是相互的,我是某人之“子”,那么他就是我之“父”;我是某人之“臣”,那么他就是我之“君”。因此,如果我不認可自己的角色,那么我實際上同時否認了與我處于同一段關系中的他人的角色,這種行為往往會伴隨對他人的傷害,是一種對他人不負責任的行為。所以,任何人都不能隨意反抗自己的角色。在儒家看來,能否根據自身所處的關系和情境認識到自身的角色,進而主動承擔起角色責任,可以作為君子、常人與小人區分的標準之一。

               君子可以根據所處的關系和情境認識到自身的角色,進而主動承擔起這個角色應當承擔的責任,當關系和情境改變時,君子也會隨之改變自己待人接物的方式。“不器”的重點正在于君子這種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靈活采取相應行為從而承擔無限角色的能力,而不在于君子的功用在量上有多少、在程度上有多高。如《論語》中記載:“ 樊遲請學稼。子曰:‘ 吾不如老農。’ 請學為圃。曰:‘ 吾不如老圃。’”[1]133 孔子在耕種與園藝這些功用上不如他人,但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12]214,真正具有“不器”這一品質。因此,孔子才是真正的“君子”。這種事例在《論語》中不只一處??鬃釉鞔_稱三人為“君子哉”,分別是子賤、南容與蘧伯玉。據《呂氏春秋》,宓子賤曾任單父宰,“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13],其治理的方法就是將任務委派給適合的人而不是自己親力親為,即“任人”而不“任力”。據《論語》,南容能夠做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1]41。而蘧伯玉則能夠做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1]161??梢钥吹?, 孔子眼中的這三位“君子”都是能夠根據實際情境的不同承擔各種角色之人。他們不僅不固定功用,而且不固定行為、不固定態度、不固定外表等。任何與角色相關的要素在君子看來,都是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的。也正因此,他們才能承擔各種各樣的角色,而不是只能承擔某一特定角色。

               常人無法像君子那樣隨時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角色并將其承擔起來,但只要被告知自身的特定角色是什么,那么常人就可以盡力把該角色應有的責任承擔起來,即“成器”;有時常人對于角色的承擔還可以很出色,即“成大器”。因此,管仲能夠在軍政方面有所作為,即是“成器”,但他對于禮儀一無所知,多次失禮,軍政之功難掩失禮之過,所以只是“小器”。君子如果善加利用常人之“器”,那么就可以將常人在某一方面的能力發揮到極致,使常人取得優異的成績,所以君子用人時皆量才而任事, 即“及其使人也,器之”。因此,孔子對于“成大器”之常人亦贊賞有加,只是不稱其為“君子”而已。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1]161。史魚不管所處情境如何,始終不改本色,雖然不能成為君子,但可以被贊為“直”。

                小人承擔角色的能力最為低下,不但不能像君子一樣承擔無限的角色,甚至也不能像常人一樣承擔有限的角色,有時甚至會反抗自身的角色。如前所述,關系為人們帶來的角色是相互的,彼為君、父則我為臣、子。小人行事肆無忌憚,若不認同自己為臣、為子的角色,就會以各種手段逃避角色責任,甚至弒君殺父,妄圖顛覆彼此的角色。在驅使別人時,也不能量才任事,而是求全責備??傊?,小人不但不能承擔自身的角色,甚至對于如何承擔角色一無所知。所以,孔子對于不熱心于修齊治平之道反而想學稼圃的樊遲很不屑,甚至訾曰:“小人哉,樊須也!”

                綜上所述,“君子不器”不是指君子不只有一種功用,重點也不在君子的道德屬性。“君子不器” 的真正含義,是指生活在關系和情境中的君子不像具體的器物一樣只能被動承擔社會分配給他的特定角色,消極地發揮特定的角色功用;而是總能夠主動分析自身所處的關系和情境,正確認識到自身的角色,并且能主動將屬于自己的角色責任承擔起來。“君子不器”的外在表現,就是君子不管在什么情境下都可以選擇最為恰當的行為、從容應付各類棘手的事件、正確處理好各種關系,在各種情境中游刃有余,從而使自己可以適應任何關系,可以生活于任何情境之中。

        聲明:作者簡介: 李祥翔, (1997-),男,山東濟南人,在讀碩士。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來源《衡水學院學報》轉載此文是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來源標注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郵箱地址:141201898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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