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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勇:清代闕里孔廟祭祀的雙重特性

        來源:《光明日報》2020年6月27日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降,儒家學說成為歷代王朝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此后,孔子地位逐漸抬升,祭孔儀典日益完備,祭祀孔子被列入國家祭祀的重要一環,展現出鮮明的官方性格。然而常被忽視的一點是,孔子作為孔氏家族的始祖,在其逝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祭孔只限于家祭層面,范圍相對有限,儀制亦較疏略,遠不能與后世同日而語。祭孔的這種官、私雙重特性,貫穿于孔子誕生地——“闕里”孔廟的祭孔儀典和實踐之中,形成了中國古代禮制史上的一個特殊案例。



        通常所說的孔廟,主要包括三種類型:京師孔廟、地方文廟和孔氏家廟。前兩者遵從廟學一體的原則,分別與京師太學和地方府、州、縣學并置而建,承載了官方宣揚統治意識和基層教化等功能。就孔氏家廟而言,一般專指曲阜闕里孔廟和衢州南宗孔氏家廟,其他流寓各地的孔氏支派宗祠不包括在內。


        闕里孔廟的原初形態,本為孔子逝后,子孫后代因宅立廟,祗奉先祖之所。但隨著歷代不斷加恩彰顯,孔廟規制和祭孔祀典逐次完備,歷史上曾有數位帝王臨謁闕里,遣官祭孔亦成常態,使得闕里孔廟超越了作為家廟的單一功能,而兼具官、私兩重意義。由此便不難理解,闕里祭孔的儀式也非其他地方可比??滴醵拍辏?690)二月上丁,按察使司僉事任塾致祭闕里孔廟,事后作碑記道:“惟我夫子,則每歲春、秋二仲,自京師太學,以逮天下郡邑之庠序,聲教所通,無不崇祀。而在闕里之廟,則我夫子鐘靈之地,車服禮器在焉。每歲制為四祭……視他郡國更為嚴重。”(駱承烈匯編:《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錄》)


        上引論述,均反映出闕里孔廟的獨特性:既帶有坐落孔子故里的光環,也在于它是孔氏家祭和國家祭祀的匯聚之區,所謂“闕里實道化之攸始,廟庭聳天下之具瞻,報祀孔殷,禮樂夙備”(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九)。在漫長的孔子祭祀歷史上,從皇帝到官僚,從文人儒生到孔氏后裔,各類不同身份的人群,帶著各自的用意和訴求,紛紛進入闕里孔廟,拜孔、祭孔,使之成為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一條重要線索。


        皇帝親祭闕里孔廟,乃是官方祭孔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歷史上,計有西漢高帝,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圣祖康熙帝、高宗乾隆帝等多位皇帝親自前往闕里祭孔。有清一代,康熙、乾隆二帝先后多次親祭闕里孔廟,儀制之重,頻次之密,均為其他朝代所不及??滴醵辏?684)十一月,圣祖在南巡回鑾途中,駐蹕曲阜,親自祭孔,出發點即是:“闕里為圣人之域,秉禮之邦,朕臨幸魯地,致祭先師,正以闡揚文教,振起儒風。”(《康熙起居注》第二冊)為此,康熙帝把原擬定的“二跪九叩”禮改為“三跪九叩”禮,輔以封賞孔氏后裔、賜留曲柄黃蓋等一系列舉措,昭示出對此次親祭闕里孔廟的格外重視。乾隆一朝,高宗先后八次親臨闕里祭孔,為歷史之最。


        除了清帝親至闕里孔廟祭孔,清廷還頻頻遣官致祭,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遣祭”或曰“祭告”。以康乾時期為例,比較重要的幾次遣祭活動如:康熙三十二年,闕里孔廟修葺告成,遣皇子往祭,行禮杏壇。雍正二年(1724),闕里孔廟遭雷擊毀,遣官至曲阜祭慰,敕大臣重建,八年廟成時特詔皇五子往祭。(趙爾巽:《清史稿》卷八十四)乾隆一朝,遣祭闕里孔廟之舉更為頻繁,尤其在平準、平回、平兩金川等武事相繼告捷,奠定“大一統”版圖的過程中,均能看到清廷頻頻遣祭闕里,豎石立碑,貫注了文治與武功并重、內地與邊疆一體的深刻意蘊。


        今日所見闕里孔廟的規模和建制,大致最后定型于清代雍正、乾隆時期,前后共九進院落,主要建筑包括:五殿(大成殿、寢殿、圣跡殿、啟圣殿、啟圣寢殿)、一閣(奎文閣)、一祠(崇圣祠)、兩廡(東廡和西廡)、一壇(杏壇)、兩堂(詩禮堂和金絲堂)、十三碑亭、五十三座門坊等。大成殿供奉的孔子,無論皇帝親祭抑或遣官致祭,均是官方祭孔時最重要的對象。其他如啟圣祠(祀孔子之父叔梁紇)、崇圣祠(祀孔子五代先祖)、兩廡(供奉歷代從祀的先賢先儒)等,則多由官員分獻,亦是闕里祭孔儀典中必不可少的環節。


        上述建筑,處處透漏出闕里孔廟作為官方祭祀空間的鮮明特點。例如,大成殿用九間極數建制,覆以黃瓦,孔子亦以天子冕服加身,儼若帝王之尊;包括孔子父母在內的先世五代,都被加封王爵。但在孔廟的東路,另有多處建筑,承載著與官方祭孔不一樣的功能,最為特殊者便是孔氏家廟。


        闕里孔廟內的孔氏家廟,奉祀對象歷代不盡相同。明成化十九年(1483)重修闕里孔廟的資料顯示:“(奎文閣)其左為家廟:正門一間,南向;正廟五間,中以先圣為始祖,左、右二祧廟則二世、三世也。二昭二穆,東西向,則宗子之高、曾、祖、父也,俱考妣一龕,如《家禮》制。”(徐振貴、孔祥林編注:《孔尚任新闕里志校注》卷四)明末孔子第六十五世孫、衍圣公孔胤植增修的《闕里志》則記載,位于孔廟之東偏的五間家廟,“祀先圣、二世、三世及中興祖,俱考妣一櫝,如《家禮》制,孔氏子孫私祠也”(陳鎬撰、孔胤植等增補:《闕里志》卷十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76冊)。“私祠”二字,折射出闕里孔廟隱秘性的一面。也應是在此期間,對孔氏宗子衍圣公高、曾、祖、禰的奉祀,移至孔府內完成。闕里孔廟內的家廟,則專奉始祖孔子、二世祖孔鯉、三世祖孔伋和中興祖孔仁玉。乾隆時期孔繼汾在《闕里文獻考》中稱,“闕里乃孔氏之家廟,有異于國學及天下郡縣者也”(陳鎬撰、孔胤植等增補:《闕里志》卷十四),針對的即是闕里孔廟內的孔氏家廟。


        區分闕里祭孔是官祭還是私祭的最顯見標準,在于獻祭者以何種身份,前往孔廟各祠殿祭祀。這一點,我們可以衍圣公的身份轉換為例來進行說明。作為孔子嫡系后代,衍圣公既是孔氏宗子,也是官方加封的公爵,所以不僅要代表孔氏闔族祭祀作為先祖的孔子,還要奉祀被王朝封為“大成至圣先師”的孔子。因此,衍圣公在闕里孔廟內的祭祀活動,涵蓋了官、私兩種特點。此間差別,在祭孔所書祝文中有著明確反映,如孔繼汾所記:“家廟時祭,與大成殿、崇圣祠釋奠不同。大成殿主祀至圣先師,故祝文云:‘配以復圣顏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亞圣孟子。’崇圣祠亦然。家廟四時祫祭,自宜云:‘幾十幾代孫、襲封衍圣公某,敢致祭于始祖考至圣先師文宣王,始祖妣至圣先師文宣王亓官夫人;二世祖考泗水侯,二世祖妣泗水侯夫人;三世祖考述圣沂國公,三世祖妣述圣沂國公夫人。四十三世祖考文宣公,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元配裴夫人,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繼配李夫人。’”(《劻儀糾謬集·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3輯第8冊)廟祭祝文中對先祖稱謂的差異,反映出在不同的祭祀空間內,被祭對象的身份有其特定內涵,祭祀呈現的意義自也全然有別。


        在整個清代,奉祀孔子是衍圣公最重要的職責,一年之中可達五六十次之多,包括:春、夏、秋、冬四仲月上丁祭,孔子誕辰祭(八月二十七日),忌日祭(二月十八日),每月朔祭(初一日)、望祭(十五日),八小祭(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臘八、除夕、六月初一日和十月初一日),二十四節氣祭等。這些祭祀活動,分布于闕里孔廟、衍圣公府等不同的空間。即便在闕里孔廟之內,又往往與皇帝親祭、遣官致祭等活動互有交叉,呈現出官祭與私祭并存的特點。所以,清代就有學者形容闕里孔廟內的祭祀活動是:“大成釋奠,朝廷之命祀也;家廟時薦,子孫之私享也。”(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十九)


        闕里孔廟祭祀展現出的官祭與私祭雙重特性,是其有別于京師孔廟和各地文廟的顯著特征。從官祭層面而言,無論皇帝親祭闕里,還是遣官致祭,重點在于彰顯王朝崇儒重道的治國理念,以期維護封建統治。對孔氏嫡裔衍圣公來說,祭孔本屬奉祀先祖的家祭范疇,所以要在闕里孔廟內的孔氏家廟這一私密空間完成。不同的環境下,同為被祭對象的孔子之稱謂亦有差異,既是“大成至圣先師”,又是孔氏“始祖”。但官祭與私祭之間并非涇渭分明,互相隔絕,兼具孔氏宗子與王朝賜封公爵兩種身份的衍圣公,便經常在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祭孔儀典中轉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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