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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慶:我對儒教復興信心十足

        當代著名儒家學者蔣慶提出“重建儒教”構想后受到眾多學者和媒體的批評,但會上沒有看到蔣慶對于批評的詳細回應。蔣慶從深圳行政學院退休以后一直退居山林,一般會留在貴州陽明精舍鉆研儒學。記者試著撥通蔣慶先生在深圳的電話,電話意外地傳來蔣慶的聲音,他說貴州的冬天很冷,所以回來了。

        12月25日,蔣慶在深圳的家中與記者細細道來其“復興儒教”的思想理路和時代背景,這天剛好是西方的圣誕節。


        蔣慶說,《關于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引起如此大的反響讓他始料不到,尤其令人驚奇的是,部分媒體已經不再是交流的平臺,放棄了價值中立,直接站出來成為論辯一方的當事人。但他始終對“重建儒教”充滿信心,并且說儒教崩潰已經有100多年,西方文化影響了當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占據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心靈,但西方文化始終是“霸道文化”。重建儒教文化,可能會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文化和道德支撐。

        沒料到引起一場大爭論

        晶報:你發表《關于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下稱《構想》)前是否想過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而且大部分是反對的聲音?

        蔣慶:我預料會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但沒有想到反對的人那么多,那么強烈。中國社科院召開“第一屆中國儒教學術研討會”,其中一個用意就是讓當代中國各種思想流派的學者碰撞交流,與會的很多學者都是研究自由主義的,他們反對重建儒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們的這種反對是不加具體分析的,凡是不符合他們心中“自由和民主”理念的都一概情緒性反對(我將其稱為“自由民主”崇拜,這也是一種“五四”迷思)。他們沒有認真分析我提出“重建儒教”的思想理路和時代背景,而是簡單地加以否定。

        晶報:會議完了以后,各類媒體也對《構想》的提出有大量的報道,批評的聲音也不少。

        蔣慶:這是第二個我預想不到的地方:很多媒體成了辯論的一方,成了當事人。本來媒體是思想交流的平臺,價值中立,在很多關于這次會議的報道里,很多媒體有了明顯的價值取向,他們站在自由主義的一方,例如有報紙說“蔣慶的主張引來了與會學者的一致批評”,這不是真實的情況,還是有部分學者同意我的看法,像香港東方文化學院的霍韜晦先生、中國社科院儒教研究室副主任鄒昌林、臺灣師范大學的林安梧先生、陜西師范大學韓星先生和香港“孔教會”會長湯恩加等等,即使在推崇自由主義的學者里也有支持我的,秋風是同意《構想》里“下行路線”的。會議上最起碼是“多數人批評,少數人支持”,何來“一致批評”?

        晶報:《構想》提出引起的爭論是否反映了當代中國思想界的現狀,儒教還是處于邊緣化的位置上?

        蔣慶:你說得對,但這是不正常的。儒教是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載體之一。歷史上,儒教與中華民族、中國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今天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復興儒教應當會成為其中一個推動力。

        下行路線是變通之法

        晶報:《構想》中的“上行路線、下行路線”引起很大爭議,有批評者認為你向上想要權力,向下想要利益。

        蔣慶:這種說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完全錯。文化就是一種權力,而西方文化則是伴隨著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進入中國的,因而西方文化百年來與中國文化相遇時就是霸權式的文化。在西方霸權文化的影響下,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幾乎全部接受了西方文化,具體說來在政治中幾乎全部接受了西方的各種主義,一概反對中國固有的古典文明—儒教,加之儒教在古代的載體清王朝終結,1911年后儒教就處于被放逐的地位。評論家說的沒錯,儒教向上要權力,但這不是具體的政治權力,而是中國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文化權力,如果西方文化填補這個位置,那中國就成了孟子所說的“以夷變夏”,中國就不再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了。

        晶報:很多人擔心一旦儒教如你所說成為“王官學”、成為國教,會導致思想專制。

        蔣慶:這是一種誤解。儒教是很寬容的,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儒教都是國教,但沒有發生宗教戰爭,儒道釋三教共存就是證明。而儒教的國教地位不是我決定的,也不是任何一個人主觀愿望決定的,而是中國歷史的共識。

        晶報:建立“儒教協會”,這也是你的新提法。

        蔣慶:所謂“下行路線”,就是在民間社會中建立儒教社團法人,成立類似于中國佛教協會的“中國儒教協會”,因為現代社會是組織化的社會,要復興儒教,靠個人的力量去面對一個個組織是很困難的,必須通過“中國儒教協會”組織化的力量才能完成。儒教崩潰了,需要恢復的東西太多,需要恢復的東西太多:要恢復社會禮俗、要重建祠堂祭祀、要恢復文廟祀孔、要恢復傳統經典教育、要主持各種民間和國家禮儀,沒有組織形態的儒教就無法辦到。像今年官方祭孔祭黃陵,就沒有儒教專業的司祭來主持,不得已只好找禮儀小姐來替代,確實不成體統。如果有了“中國儒教協會”,這些事自然就是儒教協會的分內事了,事情就好辦了。

        晶報:“下行路線”之所以引來很多批評,主要是儒教的財產形態那部分,你建議跟儒教有關的遺產全部歸還“儒教協會”,還建議國家開征“儒教遺產使用稅”用于發展儒教事業。

        蔣慶:那位評論家說此舉是要利益,也沒有完全錯。問題是誰在追求利益,利益如何運用。很多人對宗教存在方式和存在內容不了解,所有人類宗教都有財產形態,宗教為社會做好事,但它自己不從事生產,因此必須要有財產支持,例如西方基督教有教堂、學校、醫院,甚至還有實業,但這些財產歸誰的?肯定不是歸教皇本人的,是屬于整個基督教的,用于維持宗教運作的。儒教要辦醫院、敬老院、救災濟貧、要發起振興中國社會道德的運動與生態保護的運動,要做很多的社會事業,沒有自己的財產怎么辦得到?如果社會歸還了本來屬于儒教的財產,當然這個財產獲得的利益不是某個儒者的利益,這個財產既不能繼承,也不能贈送,這個財產獲得的利益將是用于發展儒教的事業,發展儒教的事業就是發展中國文化的事業。

        儒教中的財產問題

        晶報:在中國古代儒教不存在財產的問題嗎?

        蔣慶:在中國古代,儒教沒有這樣的問題,由于處于國家文化權力中心,儒教要為社會辦好事,費用直接從國庫里支出,不需要在社會上另建立一個組織。古代儒教是有很多財產的。如文廟、書院等等,書院還有田產,這些財產屬于公共文化財產,不屬于國家,不屬于個人,屬于儒教。但古代沒有一個法律的形式規定它們屬于儒教,1911年以后儒教崩潰,又沒有一個組織形式來接管,儒教的財產成為無主財產流失了,因此,為了實現歷史公正,將歷史上屬于儒教的財產歸還儒教管理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合情的。

        晶報:中國古代受過儒家教育的鄉紳也會出錢出力救災濟貧造福一方,講學講經教化人心,建祠堂立鄉約維持社會秩序。

        蔣慶:對,這是儒教傳統的“下行路線”,古代的鄉紳既有行政職務,又有教化的義務,能夠建立和諧的儒教社會。時代變化了,整個鄉紳階層都沒有了,現在單靠傳統的“下行路線”不行了,儒教需要一個變通的“下行路線”,在這種背景下,在民間建立一個儒教宗教法人團體就很有必要了。

        晶報:批評者還提出歷代圣賢儒士的遺產例如書院、故居應該屬于他們的子孫所有,你怎樣看?

        蔣慶:像陽明先生、朱子,他們辦了書院,幾十年后他們去世了,這個財產是不歸子女繼承的,也不屬于國家所有,這點在古代所有人心里都清楚,盡管古代沒有用法律的形式確認??讖R有點例外,從法律上屬于孔子后人,但從公共文化角度來看,同時也屬于儒教。

        晶報:你提議建議國家開征“儒教遺產使用稅”,是不是考慮到儒教遺產過度商業化的問題?

        蔣慶:現在對儒教遺產在商業上的濫用非常離譜。我的一位山東朋友帶給我一包印有孔子頭像的煙,在西方你能夠看到耶穌頭像印到香煙上嗎?還有各種以儒教人物注冊的商標、廣告、企業名稱,最重要是他們利用儒教遺產漁利卻從來不回饋儒教,儒教想要為社會做好事的時候卻沒有財力支持。而且現代國家代宗教征稅也是有的,德國就是這樣的。

        晶報:批評者所指的“權力”和“利益”也指向你本人。

        蔣慶:這是個誤解。他們不了解作為儒教人物的胸懷。堯舜尚且視名利如浮云過太虛,孔子要參政也不是為了自身的權力,而是為了振救天下;董仲舒重建儒教不是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而是為了中國文化的復興??鬃优c董子一生追求儒教的理想,他們自己得到了什么權力和利益?孔子得到的是“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嘲笑,董子得到的是《士不遇賦》的哀歌,他們遭到世俗權力的打壓迫害,古今的儒家人物都是如此。但他們不顧這些,而是胸懷天下,救世濟民,世俗的權力和利益對他們根本沒有任何吸引力,他們只是行仁行道而已?!稑嬒搿凡皇菑囊粋€儒者的角度考慮問題的,而是從中華文明復興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如果儒教遺產歸還儒教,例如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歸還儒教,我們依然繼續辦書院講儒學,從事復興儒教的事業,不可能拿書院去賺錢,更不可能把書院財產歸某個儒者所有。

        文化主干不能變

        晶報:看你和有西式教育背景的學者朋友爭論,總有“關公戰秦瓊”的感覺,他們是從西學的角度解釋中國,而你總執著于你的中國傳統解釋系統,例如有人就認為儒教不成立,儒家不是宗教。

        蔣慶: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種宗教,只不過是一種與西方宗教不同的獨特的中國宗教。儒教的“教”既有中國文化中“禮樂教化”與“道德教育”之義,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義。西方“宗教”概念其實無法涵蓋儒教的“教”,為了言說和交流的方便,只能用“宗教”的概念。

        晶報:很多學者包括你的朋友阮煒先生、2004年與你就讀經問題辯論過的薛涌先生都認為文化是融合的產物,現代中國文化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產物,很難分清哪些是中國傳統文化,哪些是西方文化,你怎樣看?

        蔣慶:文化融合是無法避免的,但要有主次之分。從中國文化發生史來看,中國文化是原生性文化,儒教作為中國文化的主干這個屬性一直沒有改變,直到1911年儒教崩潰。而西方文化是變異性文化,不斷融合,不斷變異,從古希臘文化到羅馬文化再到基督文化,現代希臘已經不是古希臘文化了,它變成了東正教文化。我的朋友到意大利去問當地人,你們是不是羅馬人?他們都回答,我們是意大利人。中西文化融合是事實,盡管西方文化是靠船堅炮利打進來的,但中國不能改變原生態文明的性質,就像一棵大樹,在樹上嫁接一根樹枝沒關系,但主干不能變。

        晶報:佛教文化當年與中國文化融合的先例有借鑒的作用嗎?

        蔣慶:所有的文明應該向佛教學習,唐以后,它再沒有要搶奪文化權力中心的意圖。你如果剛來就是一位客人,在家住久了可以成為家庭的一份子,但主人還是儒教,這是中國歷史文化背景決定的。

        要擺脫“狼羊”困局

        晶報:1840年以來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國知識分子有這樣一個集體無意識:儒教需要為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挨打負上責任,儒教對于國家是無用的,這也許也是你受到眾多批評的原因之一。你同意嗎?

        蔣慶:這里要分清兩個判斷: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事實判斷能夠得出上述結論:由儒教培養出來的人,打不過西方,所以儒教是沒有用的,事實的確是這樣的。但是如果把這個事實判斷上升為價值判斷就有問題了,很多知識分子都有這樣的誤區:一百年前君子之國打不贏野蠻之國,君子文化就不行了,沒用了。“有用沒用”除了事實標準外還有價值標準,用辜鴻銘的話是,一個文化好不好就是看它培養出什么人,培養出君子就是好文化,培養出小人就是小人文化。

        晶報:你認為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不能責怪儒教?

        蔣慶:梁漱溟先生說過,如果中國在一百年前碰到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佛教,沒有一點問題,儒教文化繼續延續下去??晌覀兣龅降氖窃谡?、軍事上強大而且有宗教背景支持的西方。但錯誤是誰造成的?小人闖進了君子的家把君子打了,難道責任是君子嗎?

        晶報:按照你的說法,學習西方變小人,但不學西方做中國君子又要挨打,怎么辦?

        蔣慶:這的確是中國現代化發展中的困境。一百多年前,我們打不過西方,士大夫們開始試圖學習西方,戊戍變法、洋務運動就是這樣一種努力,到了19世紀末,盡管中國軍事上、技術上已經在學西方,但心態還有君子理想的,就是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所以在甲午中日海戰中中國失敗了,當時軍事上已經和日本相當,但心態還是君子式的,不愿意最大程度使用武力,還是打不贏。為什么廢除科舉是張之洞這些舊派人物發起的?因為他們意識到君子文化無法培養出有技術、有知識的野蠻人。學習西方就是要把我們的心變成“狼”的心,不學西方我們變回有道德的“羊”,但“羊”在群狼環伺的國際秩序中是無法生存的。

        晶報:你的比喻很有趣,中國的困境是非“狼”即“羊”,人們擔心按照你的《構想》,中國又會回到落后挨打的狀態,開歷史倒車。難道沒有第三條路嗎?

        蔣慶:中國經過一百年的現代化過程,綜合國力已經大大增強,不可能再回到“羊”的狀態了。第三條路就是做“象”,大象有足夠的力量,其他野獸不敢侵犯,但心靈上又是有道德的、不行“霸權”的,“大象”的心靈就是儒教的心靈。中國繼續走現代化發展的道路,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和平崛起需要道德和文化支撐,西方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是無法提供的,只有儒教能夠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道德和文化支撐。

        晶報:西方炮制的“中國威脅論”就是建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化心理上。

        蔣慶:對,如果中國強大了不能找到道德支撐找不到自我文明屬性,只能成為亨廷頓所說的“無所適從且自我撕裂”的“現代民族國家”。你連“我是誰”都不知道,根本無法參與國際競爭,中國強大了,你說我是西方的一員,我來加入你們。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你原來就不是屬于這個文化的一員。西方人用西方的文化心理思考,只會覺得你強大會威脅到他們。

        晶報:你從深圳行政學院提前退休退居山林,倡導儒教復興,似乎總與爭論聯系在一起,2004年讀經爭論到今年“重建儒教”爭論,你是否有孤軍作戰的孤獨感,你仍然信心十足嗎?

        蔣慶:孤獨感肯定是有的,儒教崩潰近百年了,重建可能需要兩百年甚至更長。研究儒教的學者很多,但都是作為學理研究,真正倡導儒教復興身體力行的,在祖國也許只有康曉光、王達三和我三個人。沒關系,我們一塊磚一塊磚往上砌,首先是要把道理講清,《構想》就是這方面的努力。我始終對儒教復興信心十足。

        ■記者手記

        荒謬與確信

        第一次知道“蔣慶先生”還是在念書的時候,他到深圳大學來給我們做講座,見到他之前就聽幾位老師談論他“思想極為與眾不同”,之前我也聽過著名學者劉小楓先生的講座,也留下了“思想極為與眾不同”的印象,于是我用等待劉小楓的心情等待蔣慶。

        蔣慶先生著一身儒服出現(自那以后,每次我在公眾場合見到他,都是一身儒裝),講座上蔣慶先生大談儒學,除了“西方文化是小人文化”引起同學們大笑以外,相信現在大家不會對幾年前蔣慶先生的講座能留下其他印象,畢竟對于每天看NBA,讀博爾赫斯的同學們來說,蔣慶的講演有點超出理解范圍,也不怎么對胃口,甚至“儒”在大家心目中幾乎與“迂腐”等同,給我留下印象的還有一句話:“沒有儒學,哪里還有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

        后來我做了文化版的記者,多次在不同的學術研討會見到蔣慶先生。每次研討會的場面極其雷同,蔣慶發言,眾學者反駁,偶有一支持者。而他也總是一身儒裝面帶微笑應對著眾多的反駁者。最有趣是一次“中國哲學”研討會,劉小楓和蔣慶恰好并坐,發言時,劉小楓扭頭用他特有的語調對蔣慶說:“蔣慶兄,我總是理解你,你總是誤解我。”說完兩人一起會心微笑。

        這次我采訪蔣慶先生,問及他的兒子是否也信奉儒教,他搖頭說,他也是在西方的教育背景下成長,現在家庭已經很難對孩子產生大的影響了。采訪的當天正好是圣誕節,也許他的孩子也在和朋友們進行圣誕聚會。

        很多學者認為蔣慶的很多思想是荒謬的,甚至質疑他倡導復興儒學是為了個人利益,對于后一點,我認為蔣慶的真誠和對中國文化斷裂的焦慮是真實的。至于他的思想是否荒謬,我就無從判斷了,可正如德爾圖良在《論基督的肉身》里所說的:“正因為不可信,才信仰,正因為不可能,才確信—之所以信仰,因為它荒謬。”當然蔣慶先生會不滿意這個引用,因為這又是“用西方解釋系統”。

        最好用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一句話作結:“中國近代處于社會轉型期,處于‘歷史的三峽’,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過了三峽,中華民族又將浩浩蕩蕩數千年。”

        蔣慶

        1953年生,字勿恤,號盤山叟,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學、深圳行政學院。2001年申請提前退休,在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等,翻譯有《基督的人生觀》、《自由與傳統》、《當代政治神學文選》、《政治的罪惡》、《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等,主編了《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他們沒有認真分析我提出“重建儒教”的思想理路和時代背景,而是簡單地加以否定?!窠衲旯俜郊揽准傈S陵,就沒有儒教專業的司祭來主持,不得已只好找禮儀小姐來替代,確實不成體統。如果有了“中國儒教協會”,這些事自然就是儒教協會的分內事了,事情就好辦了?!袼麄兝萌褰踢z產漁利卻從來不回饋儒教,儒教想要為社會做好事的時候卻沒有財力支持?!裰袊荒芨淖冊鷳B文明的性質,就像一棵大樹,在樹上嫁接一根樹枝沒關系,但主干不能變?!駥W習西方就是要把我們的心變成“狼”的心,不學西方我們變回有道德的“羊”,但“羊”在群狼環伺的國際秩序中是無法生存的?!裰袊^續走現代化發展的道路,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和平崛起需要道德和文化支撐,西方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是無法提供的,只有儒教能夠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道德和文化支撐。—蔣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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